有趣的是，僧侣子弟容易走极端不仅见于“左翼”，“极右”也有类似的源头。有人研究证明，沙皇政权中的极端分子也多是下层僧侣子弟，与阿拉克切耶夫一起唱双簧的大主教福季[ 福季（1792-1838）东正教黑帮的代表，与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关系密切，以宗教狂热和残忍而著称。]是乡村教堂下级牧师的儿子，他的“右翼”极端主义狂热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左翼”激进主义恰好构成了一“左”一“右”的两个“极为相似”的侧面。受难者的偏执精神与迫害者的狂暴作风有相同的心理特征，正应了梅尼日科夫斯基那句话，“反基督在一切方面都与基督相似”。[ 梅尼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0页。]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差距很大，实际上都是承认很多高于个人的东西，都是期待着救世主的降临，转换起来并不困难。“战斗的无神论在自己的哲学中仍然是宗教的，……是同一种东西引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宗教”。[ 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97、107页。]所以俄国历史上有很多从“宗教狂热者”毅然转向唯物主义者，也有很多从“政府至上论者”突然转向无政府主义的人，或亦反之。就像赫尔岑所评论的，在这类人身上，“社会主义或专制主义，两者必居其一”[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66页。]。这种从“极左”跳到“极右”以及反向跳跃的例子在俄国的政治史上并不罕见。

僧侣出身的人分流到革命队伍中的现象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1861年改革后，僧侣同贵族一样失去了等级特征，但是贵族由于具有庄园经济的独立性，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因为“割地”而获利。而神职人员的特权则大大削弱，本来就狭窄的向上的通道也被阻塞，所以“失落感”格外突出。在民粹主义者中有22%是僧侣的后代，而且他们还都是极有代表性的人物，可僧侣仅占当时人口的0·9%。此后僧侣子弟对革命运动的贡献也相当突出。俄国社会学大师米罗诺夫说，直到现在研究者们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僧侣中会出现大量的激进知识分子？[ 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95页。]东正教都主教叶弗洛基认为，大量神职人员涌入革命队伍现象是因为“父辈们的倍受折磨和地位低下激起了孩子们的反抗精神”。别尔嘉耶夫则认为：“这一现象有着双重原因，青年在宗教学校受到了清心寡欲的世界观教育，但心中却充满对19世纪日益衰落的东正教的反抗精神，他们反对宗教刻板的生活方式，反对学校沉闷的气氛，学生们开始追求教育解放的思想，对现体制充满了愤慨，但却以‘俄国式’的方式，即极端主义、虚无主义的方式体现出来”。[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с.40.]他们感觉自己身处黑暗的王国，因此要对全部的生活秩序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在失去了东正教信仰以后，“革命”就是僧侣子弟的信仰。他们崇拜雅各宾党人，把革命当作“复活节”，热衷于斗争哲学，热衷于用暴力把“愚钝”的人们引向幸福，热衷于看到流血，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和他们以前忍受的苦难和屈辱相比，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神职系统的封闭性和等级没落

僧侣阶层在俄国变革时期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矛盾性、边缘性以及尴尬处境，使其成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共生体，而这个阶层在改革中的整体受损，与其他等级的差异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使得上述后果成为可能。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前，平民知识界就已经具有明显的“等级仇恨（阶级仇恨）”，他们很早就懂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决定着这个集团对解决社会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不同，具体地说，僧侣阶层的家庭背景与他们的政治立场之间具有同相度的联系。

这个阶层的“叛逆性”和愤世嫉俗主要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

首先，僧侣阶层子弟成为平民知识分子的骨干是和俄国神职人员的形成机制有关的。这一阶层因为其政治审查严格，使其成为一个封闭的行业，使原来的职业选择的多样性变得“封闭化”。本来，17世纪尼康宗教改革以前俄国的教会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神职人员也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集团。他们的任职实行的是选拔推举制，是由教民推选、主教考察和教区认可的一种选拔机制，相对而言是比较开放和多元的。尼康的宗教改革导致民间教派与官方教派的分裂，政府为防范分裂教徒进入僧侣阶层，开始实行封闭式选拔，对候选人“政审”要求提高。1667年宗教会议规定，明令禁止非僧侣的后代担任神职，要求各教区在推选候选人时以“家庭世袭”的拥护官方东正教的人员为首选，非到万不得已不能推举非僧侣家庭的人选，这种职业的封闭性与当时的农奴化过程的整个社会背景的凝固性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宗教改革导致的社会对立情绪，它的自洽结构与封闭性仍超过其他的社会集团。这样就使僧侣阶层变成一个职业封闭性很强的“自我内循环”的单一复制系统，外人进不来，本行业人也出不去，造成了这个行业内有无法排解的“极度绝望的孤独”。[ 斯蒂芬·P·弗兰克、马克·斯坦波格主编：《变迁着的文化：俄罗斯帝国下层社会的价值观、行为与反抗》普林斯顿1994年。]

形成这种状况除了“政审”把关以外，还存在一些客观条件：首先，农民和工商业者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担任神职。17世纪末他们当中的识字者只占总人口的3%，1904年在47743个司祭中，只有0·3%的人是世俗人士子弟。[ 转引自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95页。]贵族中受教育的人数虽多，但他们所受的外国工科应用教育与神职教育相差很远，宗教的精神性和应用型知识无法通约，而政府也禁止服役军人流向其他阶层，久而久之形成的惯例，使得到贵族解放以后，退役的军人宁肯闲居在家也不愿意当僧侣。贵族一直认为担任司祭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就更别说担任教堂服务人员。而神职向来是“狼多肉少”的稀缺资源，本行业内人还不够分的，就更轮不到其他等级的人前来插足了。

另外，为了不减少纳税人的数量，政府也严禁农民和工商业者剃度为僧。18世纪上半叶，还有少量农民和工商业者加入僧侣队伍，到后来就逐渐受到世俗政权的限制。1774年，参政院的规定正式禁止纳税阶层进入僧侣行列，于是僧侣的社会结构单一化便难以逆转。在18世纪30年代，僧侣中世俗家庭出身的人还占3%，60年代是2%，80年代就只有0·8%了。由于行业教育的这种封闭性，教区在推选候选人时偏爱本行业人的后代，在国家限制其他等级的人担任教职以后，司祭和助祭的职位基本上都是父子相承的，后来就连教堂的看门人都不能落到其他阶层的人手中。同时政府禁止僧侣自由退出本等级，这样使得僧侣阶层的人员无法流动而不断膨胀，随着这个等级的人口增加，而职位相对固定，导致神职行业人浮于事，就业渠道匮乏，一位难求。

第二，教会的自我定位与国家定位之间存在着很大落差。教会人士认为自己是在分裂运动中的所有社会等级中最坚定地支持沙皇宗教改革的阶层，理应得到沙皇政府的嘉奖。而且教会是享有“布道权”和“话语霸权”的特权等级，是垄断了阐释基督思想的集团，是掌管人间灵魂和思想的牧师，理应是高于市民和农民的等级，应该取得和贵族一样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君主专制的俄罗斯不同于“封建”的西欧，神权与领主权都只能匍匐在皇权之下。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法国，僧侣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即至少在形式上僧侣的地位高于贵族。但是在俄国却恰恰相反。如果说俄国的服役贵族只不过是沙皇的“军事农奴”而不同于西欧的“第二等级”，那么俄国的僧侣就更不是西欧中世纪那种“第一等级”了。

在世俗的沙皇政权看来，出家修行只不过是弄虚作假的行为和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这些不事劳动只掌管意识形态的人员不过是“穿僧袍的警察”、“掌管思想的警察”。彼得一世对这个阶层的评论是：“僧侣利少而害多”，[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卷，25页。]自然无法和为帝国开疆拓土的服役军人即军功贵族平起平坐，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官僚系统中的骨干是出身卑微的“当差奴才”，事务化的文官历来低于征战的武官，而神职人员的政治地位还在文官之下。而在人民心目中“还在彼得改革以前，神职人员的威望就已经跌落了”，[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1990.с.12.]在他们看来，僧侣不过是穿“僧袍”的官吏或穿“僧袍”的警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