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友人书简选》中他一改往日的反映农民苦难批判揭露农奴制度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他说，农奴制是来自于上帝的意志，既然“生来就是地主，一切为上帝所赐，或许你想改变这个称号，因为所有的人应该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不是在别人的位置上为上帝服务，……农民的诚实劳作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们自己”。[ ГогольН.В. Выбранные вопросах места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 друзьями .СПб.,2005.с.147-150.]至于解决俄国问题的出路不在于“解放农奴”，而在于发挥贵族的力量，“我们的贵族好像血管一样，在这个血管里有着高尚的道德，这种道德应当迅速传遍整个俄罗斯大地，以便使其他阶层都知道，为什么高等阶层被称为人民的精华”，在谈到自己的早期的作品《钦差大臣》时说：“在这部书里，许多东西写的不真实，写的不像现有的那样，而且也不像真正发生过的那样，这是因为我未能了解到所有的情况”。[ 《尼古拉·果戈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583页。]

这样一部“自我否定”大转变的书，给俄国知识界带来极大的震撼。果戈理从原来的“反农奴制”的立场向后退，向“右转”，发生了保守化的“惊人一跳”，一时间俄国有“果戈理蜕变”、“果戈理堕落”之说。其实这种变化曾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甚至可以说是贵族知识分子共同特性，仔细地查一查比较有名的“文化贵族”的言论，都曾有过“两面性”的说辞。如前所述，俄国的农奴制是依托在贵族兵制的基础上的，服役贵族是由国家法律提供给社会中的一个阶级整体的特权而形成的，贵族卸甲归田以后农奴制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它的“寄生性”就显得格外突出，除了那些置事实于不顾的人，贵族们都明白这个道理。社会上各个阶层都在发问，既然给与贵族解放，为什么不把自由也推及到农奴，原本农民的农奴化是为了满足贵族征战的需要，现在这前一个原因消除了，而在这个因果链条上的后一个制度设计还有什么要保持？

1762年贵族解放以后他们与社会的联系增加，与国家的联系减弱了，农奴制几乎成为国家对贵族的最后一道“撒手锏”。从18-19世纪上半叶围绕以何种方式“解放农奴”有过大量的讨论，一般来讲，贵族都知道农奴制的不合法与不人道，但又无法突破这一生存的经济基础，只能在农奴的人道化方面做文章，或者以自我“忏悔”来化解心理障碍，他们对自己的贵族生活有一种罪恶感，他们同情穷人，反对为富不仁，屠格涅夫就常表白说“厌恶我自己，厌恶所有那些安闲、富足的人”。[ 屠格涅夫《处女地》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60页。]我们可能还记得第五章中克留切夫斯基说的话，贵族因为“享受白给的劳动而变得软弱无力”，这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注意“白给”就在于特别强调农奴制的“单方面”构成关系，已经与原来形成时的累进层递“平衡关系”大不相同了，也就是说，由于贵族义务的摆脱，整个社会形成了农奴制的合法性失缺的强大压力。

贵族的保守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一般来讲贵族在年轻的时候，尤其是不承担处理庄园事务的时候普遍比较激进，那些“有德行”的贵族在思想上比较倾心于自由主义，甚至也可以激进地向民主主义靠拢。他们会为俄罗斯的黑暗落后痛心疾首，对自己的贵族生活感到罪恶感，他们同情穷人，反对农奴制，反对为富不仁。但是到了老年，以庄园为生、以领地养老的时候，特别是黑土地带使用劳役制没有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传统地主，都会趋向保守。他们会为自己年轻时的鲁莽而后悔，认为没有了贵族的特权，尤其是没有了农奴制是不行的。而这时人们往往就会看到，这些提倡人道主义的贵族在对待农奴制态度上的自相矛盾之处。在非黑土地区，因为劳役制无利可图，一些受欧化教育的贵族在农奴制废除之前便以低价把土地卖给农奴，让其成为义务农民。这丝毫无法证明非黑土地带的地主比黑土地带的地主思想先进，只能说明“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法则。

另外，像卡拉姆辛、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在自己的庄园里解放了农奴。而在现实中他们发现远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卡拉姆辛原来也是主张农奴解放的，结果他发现被解放以后的农奴由于酗酒很快卖掉给他们的土地，于是他的观念发生的转变，也开始反对解放农奴，他说：数百年农奴在精神打下了奴隶的烙印，他们的个性没有成熟，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农民不会有长远打算，因此“俄国不需要废除农奴制，只需要50年称职的省长”就可以了。[ КарамзинН.М. Записки о древмей и новой России.М.,1991.с.73.]他还说，“农村幸福之需要地主，就如同一般臣民需要国王一样”。[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203页。]

这些人的前后变化，因为没有具有果戈理《死魂灵》这样著名的作品，而往往不太被世人所知。果戈理所不同的是，他曾在思想界担当着“导师”的角色，他的作品早为天下人熟知，大家是那样地热爱他，那些作品为他赢得那么多的掌声，在公众们还把果戈理当作是俄罗斯希望看待的时候，他却自我批判，把自己打翻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扇自己的耳光，说自己以前做错了，追捧他的读者们无法接受一个被推翻的偶像，更加无法接受这是一个自己推翻自己的人。因为果戈理的作品太深入人心了，太形象的刻画了当时俄国的众生相，以至于他作品中的乞乞科夫、马尼洛夫（《死魂灵》中的人物）、阿卡基（《外套》中的人物）和《钦差大臣》中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都已经融入俄罗斯人的生活，他作品的用语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词汇而为众人所熟知，果戈里所用的词句和短语，已经变成了谚语。不要说否定以前的作品，就连之前果戈理改动其原来作品的结构都曾经惹来众多“果粉”的反对，就如果戈理的挚友谢普金所说的：“我是把《钦差大臣》中所有的人物当成活生生的人来揣测的，现在你要把他们从整个观众那儿夺走，——这简直就是昧良心之举，你要用什么样的角色来取代他们而给我呢？请把他们留给我们，我喜爱他们，连所有的缺陷和弱点都喜爱，我不愿要这种改编，不，我是不会把他们交给你的，在我尚且还活着的时候，在我死后，哪怕你把他们改编成公山羊我也不管”。[ 维·魏列萨耶夫：《生活中的果戈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325页。]

就在大家还在津津乐道地热议他的作品的时候，就在整个俄国把果戈理的作品当作“启蒙教材”读的时候，在人们还在谈论俄国农奴制下的“死魂灵”的时候，他却转过身来去寻找“活的灵魂”……现在由作者站出来说，这些都是“已出版的没有价值的东西”，“写的不真实”，叫人怎么能够接受？有谁能够相信一句轻飘飘地“未能了解全部情况”就可以否定大家喜爱的作品，所以“果戈理转变”激起的社会愤怒可想而知。这种在外人或者当代人看来难以接受的巨大落差，其实在当时的贵族群体中并不罕见，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果戈理那么显著罢了。所以后来才会有“果戈理反动”的各种解说，有人说，是“上流社会的无耻之徒”包围着他；有人说，是马特维神父对他施加了不良影响；还有人认为，果戈里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其实这些解说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第三，包括翻译《拿破仑法典》的“开明派”斯彼朗斯基都认为，解放农奴是俄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他仍然强调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回到16世纪以前的契约农奴制状况。很多人认为，在国家法律的完善下，以后只要善待这些“与贵族解除义务者”，是能够留住这些劳动力的。但是等到真的要“动真格”的时候，贵族利益使他们又很难迈出这一步，俄国历来最缺乏的就是劳动力，农民的流失将直接危及到贵族的利益。换作意识形态语言就是，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所以19世纪下半叶贵族整体出现了“向右转”的局面。有的贵族甚至强调，“群氓的解放会给社会生活带来灾难，给粗鲁无知的人自由，就等于给儿童刀子代替玩具”。[ 《论国家政体》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卷，245页。]他们趋向保守，转向政治保守和文化保守主义，满足于当一个“好心肠的善良地主”，并以基督之爱来平衡内心的冲突和矛盾。高尔基说：俄国知识分子“每次与人民接触之后必定竭力‘退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从解决社会问题退到解决个人问题”[ 王介之选编：《高尔基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23页。]这也是一个规律。比如托尔斯泰就认为，贵族乃是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由于既定的历史所决定，这一阶层不仅由物质的锁链与农民连接在一起，而且对后者的命运还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他的天职在于解决时代的主要冲突，——贵族与农民的冲突。即便是先于政府解放农奴的托翁，他也只同意交出部分土地，并且希望农民交付赎金，他对农民说：“要我把全部土地交给他们，那样我就会穷得连一件衬衣也不剩了”，[ ТольскийЛ.Н.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39.Т.60.с.65.]最神圣的信念莫过于做“有良心的老爷”，给庄稼人带来“一块均等的面包”。而平民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与贵族的立场完全不同。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指望贵族自动解放农奴，就如同一个蹲在木桶里的人，要把自己和木桶一起反转过来一样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