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和青蛙的战争”[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124.“与青蛙的战争”的提法是别林斯基是最初用来描述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后来被范及到一切与贵族思想界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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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别林斯基开始一直到60年代人的文化清理工作主要是针对4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贵族文学。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与他们的前辈展开了文化论战，他们与其说是在争论不如说是在释放心中积压的怨恨，与其说起在反驳对方不如说是在羞辱对方。别林斯基对贵族、对门第出身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恨情绪，他憎恨贵族的高谈阔论，憎恨他们叽里呱啦讲自己听不懂的外语，他厌恶贵族东施效颦般的高雅仪态，厌恶有珠光宝气交际花出入的沙龙文化和“半上流社会”[ 来自小仲马写的剧本“半上流社会”。]。他心里很清楚这些军校学生谈论的只不过是舶来品，不是“自己地里培育出来的庄稼”，那些所谓的高深理论一点也不新鲜，不过是法国和德国思想的翻版。总之，40年代贵族把持文坛的一切都叫他这个阶层的人感到憋气和压抑。别林斯基怒斥俄国的知识分子（指贵族）“就像被狗熊震聋了耳朵，体验的是卑微的害怕，说出的是琐碎卑下的话语，讥笑那些善良而笨拙的手写成的宣言不和文理，难道不觉得可耻吗？对一些‘愚蠢’的问题高傲的回避不答，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把‘统治’这个美丽的词汇加上引号，难道不害羞吗？知识分子越是持续的高傲和狡猾，世界可能就变得越可怕，越是充满血腥味，这种随风倒、枯燥乏味的‘振振有辞的说教’，外加居高临下的诚恳，使可怕而又危险的，诚恳背后是流血，诚心诱人流血，为什么要用诚挚堵塞通往精神高尚的道路呢？”

别林斯基一直认为贵族制是比君主专制更坏的制度，这是贯穿平民知识分子共同的观点，以后我们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论调。在俄国谁都知道，贵族的身份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打仗打出来的，这些所谓的俄罗斯贵族能否断言他们祖先都是贵族，说不定是一介小民，说不定是农夫，说不定是城厢居民。[ 维·亚·希什科夫：《普加乔夫》第1卷，下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17页。]而现在他们不打仗了仍想独占国家的利益，这本来就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点，作为平民出身的别林斯基最反感的就是贵族的“等级意识”，“他们生活在‘上帝所规定的’，由父辈热心地、警惕地保卫着的狭窄的古老的圈子里”，[ 汪介之选编：〈高尔基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288页。]“只习惯于花费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量金钱”。所以他在文艺批评中选择以普希金作为靶子，就是因为看不惯普希金的“贵族癖好”和高调的炫耀，他尤其反感那些从军人刚刚转变为贵族的“得瑟”劲头。他说：“诗人（指普希金）指责当代的名门贵族，说他们蔑视自己的父辈，蔑视他们的荣誉、权力和名声——这种非难既是没有根据的，又是眼光狭小的，如果一个人不夸耀他出生于某个伟大人物的直系，这难道就一定是蔑视自己伟大的祖先，他的荣誉、他的伟大事业吗？看来这里的结论完全是任意做出来的，如果祖先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那就可以不尊敬他们”。“知道一个古老家族后裔的普希金，恐怕只是他的相识者的圈子，谁需要这种靠自己文学劳作的贫穷贵族，拥有一长串历史上不大有名的祖先呢？”[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244页。]

善变的别林斯基一生中没有唯一没有变化的第二点就是对贵族、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在专制制度和贵族制之间他立场鲜明地反对贵族制，他说，“由于俄国没有长子继承制，我们的贵族自然而然的死去”，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1.с.149.]他说，要彻底扫荡这帮坏蛋！别林斯基承认在与贵族的论战中使他感觉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感，他说，对“这些先生们的仇恨使我感到快乐，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它，如同神仙尝到芳香的食品，他们的复仇会使我高兴，我将不断的使他们生气，使他们无法忍耐下去，嘲弄他们。战斗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仍然是战争，和青蛙战争，”[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124.]他接着说：“论战是多么愉快的事，多么痛快的事，”论战可以把一个人剥得赤条条的站在世人面前，“这一切里面有着不可描述得愉快，无边的痛快”。[ 《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76页。]“我现在感觉圆满和有生气，感觉我是生来就是为了在出版物上进行战斗的，感觉我的使命、生命、幸福、空气、食物——都是论战”。[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88.]因为这些贵族一直在宣扬着一种温文尔雅的“文明”习惯，面对别林斯基痛打“落水狗”的劲头，他们毫无还架的能力，只能高挂免战牌，这种不对等的交战势必就像农人“打青蛙”一样大获全胜。

因为家境贫寒的平民阶层几乎都没有出国的经历，而贵族几乎可以说“无国际流浪”和语言优势令他们又厌恶又嫉妒。赫尔岑被迫长期流亡法国，他只能强调自己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世界公民”，别林斯基反唇相讥说：外国化的俄国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割断了与民族生活联系的人是数典忘祖，“世界主义是极端反动的派别”，“世界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模糊的、不正常的、不能理解的现象，是丑陋的、讨厌的和两栖动物一样，‘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这句话是列宁在流亡的时候最爱讲的一句话）的人就是一种没有道德观念、没有感情而且不值得被称作人这个神圣名词的生物，最后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背叛自己祖国的叛徒、背叛自己祖国的卖国贼，是一个让人一看见心就发抖的坏东西，人们带着厌恶的心情避开他，只要他不是一个白痴，他就会向该隐一样在额头上带着被人咒骂的烙印和怀着憎恨自己存在的心情在地球上躲来躲去”。[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4.с.407.]他经常带有攻击性的讽刺所谓“人道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和爱谈哲学的“抽象的人们”，这种民族主义背后体现的是平民阶层对贵族的狭隘偏见。据屠格涅夫说，别林斯基明确表白“我对一切愤怒的贵族子弟和拙劣的诗人怀有恶意”。[ ТургеневИ.С.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5.Т.10.с.296.]别林斯基一生当中对贵族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仇恨情绪，他一直认为贵族制是比君主专制更坏的制度，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贵族制和沙皇专制二者择一的话，他宁肯选择后者。在与“青蛙的战斗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别林斯基与果戈里的思想“决斗”。

别林斯基与果戈里的“短兵相接”

众所周知，果戈理（1809-1852年）乌克兰波尔塔瓦的小贵族出身，他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外套》、《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享誉整个社会，当时知识界把他当作“时代的良心”、“俄国思想的风向标”来看待。西方派和斯拉夫为争夺果戈理的思想资源而打得不可开交，别林斯基称果戈里是“最富于民族性的，最伟大的俄国诗人”[ 伊·佐罗图斯基：《果戈理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36页。]，称自己以“热爱伟大领袖那样全部的热情”[ БелинскиВ.Г. Письмо к Гоголю.М.,1956. с.1.]爱着果戈理。第三厅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说：别林斯基“不承认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和所有其他文学家的价值，他赞扬的只有果戈理一个人的作品”。[ 伊·佐罗图斯基：《果戈理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51页。]但是到了写作《死魂灵》第二部的“幕间休息”时期，果戈里到国外养病期间，他的世界观发生了保守化宗教化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同世界较量之前，需要先教育自己”，身处变化当中的果戈理想在基督教世界中寻找出路。这些思想在书信里面袒露的比较多，因为书信基本上是真实思想的暴露，抹去了文学创作时的多余油彩，比文学作品更加反映作家的精神世界和真实的思想状况。1845年果戈理自我感觉将不久于人世便提前立下一份遗嘱，要求朋友们帮他整理出版没有发表的相互通信，并在遗嘱中对他近年来的思想进行了总结，他完全是用一种新的眼光来评价那些曾经给他带来荣誉的作品，可以说是作家死之将至时的一种真实袒露，是“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的“内心大暴露”，带有些自我揭露的“否定前期”味道。结果作家康复后，遗嘱没有派上用场，于是他便自己动手整理信稿，于1847年出版了《与友人书简选》并将那份原来遗嘱作为前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