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普列汉诺夫也看出车氏这样的思维导致了一些“不合常情的评论”，他对此不无微词。按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他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些过于随心所欲的论点称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未能避免的一些“唯心主义”毛病。但是列宁却敏锐地发现普列汉诺夫在从早年狂热追捧车氏方面有所倒退，认为这与普列汉诺夫“堕落为孟什维克”有关。他批评曰：普列汉诺夫“只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点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的理论差别，而忽略了自由派（按即贵族知识分子）和民主派（平民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的和阶级的差别。”（黑体为原有）[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550页。]显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常有的这种只要“阶级”成分好，无论“理论”上怎样逻辑混乱也是对的，而只要所代表的“阶级”是邪恶的，无论你的论证多么严谨你也错了的判断方式，普列汉诺夫在总体上肯定车氏的同时对这一点还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列宁在挥舞“阶级”大棍、砸烂“理论”逻辑方面，可以说比车尔尼雪夫斯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平心而论，那些贵族绅士们也未见得真的在任何场合都理亏于车氏，他们也是高智商的思想者，有的是在沙龙里讨论高深问题的能力和兴趣，但是他们斯文惯了，熟悉的是“学术讨论”的温文尔雅，一旦碰到个上来就指责你出身邪恶、动机不良，而且口无遮拦，动辄破口大骂的主儿，这帮绅士确实难以应付。如前所述，这些绅士中有的本来就有既向往“平等”又离不开领地-农奴制收入的“贵族原罪感”，内心就有“忏悔意识”，有的即便没有这种意识，也不认为自己的贵族身份值得炫耀和辩护，你让他们怎么回应车氏的挑战？总不能你骂我是剥削者，我骂你吃不着葡萄怪葡萄酸吧？所以他们通常只能退避三舍、高挂免战牌。

“阶级”立场与“行动”伦理

而越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越是感觉良好。

一方面，他确实聪明而且博学，在不少领域对自己有知识上的自信，把别人的退避都看成是自己论证的胜利和自己有理的证明。另一方面他一生不仅相对长寿（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平民思想家相比），而且出道以来一直是“受难者”，既没有像后来的斯大林那样“阿Q革命成功后统治未庄”成了新的太爷，也没有像赫尔岑那样长期侨居自由国家充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无风险批判者，更没有像列宁那样同时兼备这两者，先长期侨居国外后回国做统治者。车尔尼雪夫斯基除1859年一次短暂的英国之旅外，一生要么在国内冒风险以批判性文字谋生，要么处在囚禁、苦役与流放中，因而他也有道德上的自信。这样的双重自信使他在德性上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化身，在智性上把自己看成“真理”的代表，在痛骂“自由主义”时从不考虑对“人民专制”的制衡，在“唯一仇视”贵族时也从未设想“真理沙皇”是否除了贵族就不会威胁到老百姓。他主张为了“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进步”的事业可以不计代价，但他并没有机会呼风唤雨，人们无法假设如果他得到权力后会如何行事。

无权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令人敬仰的，他不但正气凛然，而且毅力坚强持之以恒，30多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己的激进反对派立场，因而在与“贵族知识分子”的论战中总占上风。反正他是看透了这帮贵族绅士的“软肋”，只要拉下脸来甩开膀子开骂，只要拿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手们娘胎里带来的弱点就暴露无疑，这些所谓“沙龙中的高人”一个也不是对手。这就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如此，“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的争论通常都是这种形势。果戈里与别林斯基的争论、屠格涅夫等人与《现代人》之间的矛盾最后都是以前者退避三舍而告终。这些“教士集团”的子嗣们秉承了东正教的“唯我正确”的正统性原则和猛打猛冲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在与贵族知识分子的斗争中也处处体现出来。

除了强调“阶级”立场外，车尔尼雪夫斯基另一个常用的批判武器就是“行动”伦理。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贵族们喜欢坐而论道地在沙龙谈哲学、谈国外的时髦话题，那是这些吃饱了撑的无事干的人“臭显摆”，哲学的形而上本身就带有贵族的知识范畴，表面上看，智力发达的自由主义者喜欢谈论大问题，喜欢宏大叙事，但是一旦从言论转向行动就不行了，处处可见“罗亭式的夸夸其谈”的人物。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只要问题还不涉及行动，只是空谈和幻想去填充闲暇的时间、空虚的头脑和空虚的时间，这样的人物真是机灵透顶，但当事情到了必须直接了当地要表示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大多数的人物就开始动摇，并且感觉到口齿不灵了，很少几个最最勇敢的人还能马马虎虎的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僵硬的舌头说出关于他们思想的某些模糊概念，但是有谁抓住他们的愿望，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这样，我们非常高兴，你们就开始行动吧，我们支持你们。——在这样的诘问之下，一半最勇敢的人会晕倒，剩下的人会粗暴的责备你，说你使他们陷入了窘境，说他没有想到你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说他们的头脑全乱了，什么也想不出来了，因为事情怎么来的这样快呢，况且他们又都是诚实的人，而且不仅是诚实的，也是非常温和的人，他们不愿给你找麻烦，而且难道真的可以为那些闲着无事才谈谈的一切去操心吗，最好还是什么也不干，因为一切事情都会招来麻烦和不便。”[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5.М.,1939-1953гг.с.160.]他们正如俄国农夫所说的，是“因为怕狼，就不敢进树林”的猎人。

车氏由此宣布，夸夸其谈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过时了，“人民之子”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了。

列宁后来评论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无情的嘲笑了‘俄国社会的进步阶层’”，[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225页。]把这些“老爷们”的画皮剥得干干净净，所谓的“父辈理想”不过是“地主党”替自己的盘算而已。“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著作散发着阶级斗争气息，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揭露自由派叛变行为的路线”。[ 《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99页。]可以说，这种所谓“行动”高于“言论”的说法在那个“批判理论”已经盛行了几十年、社会面貌却没有多大改变的时代对于那些早已不耐烦的青年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们已经听够了“德高望重者的牢骚”，现在希望从事“勇敢者的游戏”。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批判的武器”，而要实行“武器的批判”。无怪乎当时平民知识分子在大学生当中的形象远远高于贵族知识分子。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的墓前致词的时候说，涅克拉索夫应该排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后面，在墓地的革命青年就不满地高呼，“排在前面、排在前面”，“他高于他们”。普列汉诺夫回忆说，他当时也是高呼者之一。后来普列汉诺夫承认“不言而喻，我对待普希金是完全不对的，……但是我们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440页。]青年普列汉诺夫们一致感觉平民知识分子要比贵族知识分子更具有革命性和行动能力，“从情感上我们更倾向于后者。”

不过正如那种“阶级”立场比“理论”逻辑更重要的说法一样，这种“行动”胜于言论的说法斟酌起来也是有问题的。首先是什么叫“行动”？知识分子主要以言论与写作影响社会，他们的言论与写作行为算不算“行动”呢？如果只有上街示威乃至持枪战斗才算“行动”，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又有多少“行动”呢？车氏确实写过大量鼓吹革命号召造反的文字，但号召造反和实际进行造反还是两回事。车氏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也是强调革命言论不等于造反行动的。可以说他的言论比别人正确、比别人激进、比别人更猛烈地抨击现实，但说别人只有言论而他才是“行动”者，则很难成立。其实，指责文人何以不拿起枪来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后来中国激进如鲁迅者也曾遇到过这种指责，鲁迅的回答是：“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车氏对反对派贵族的批判是不是有点像徐懋庸对鲁迅的批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