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知识分子来说，有意义的不是区分“言论”和“行动”，而是无论言论或行动都有正确与错误之别。与靠写作谋生的“平民知识分子”相比，“贵族知识分子”有领地收入，不写作也可以优裕地生活，他们的写作更纯粹地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社会改造的欲望。如果他们指责车氏只是卖文为生所以刻意哗众取宠，而他们才是社会改造的行动者，其荒谬恐怕也不会比车氏对他们的指责更甚。实际上，当时“自由派”与“民主派”对于社会改造确实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宪政、法治、反专制，后者强调均贫富、废农奴、反私产。后来俄国实际是同时朝这两个方向走，但在这两个方向上沙皇与权贵采取的方式都与“贵族反对派”和“平民反对派”的主张不同，后果也不似两者的预期。人们可以讨论他们的言行孰对孰错，但说他们一个是“言论”派，一个是“行动”派，则没有多少道理。

但是当时以“阶级”和“行动”说事，就遮蔽了一些真实的分歧。例如众所周知，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赫尔岑在思想上很为接近，都失望于改良而希望革命，两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甚至基本相同。他们被共同奉为民粹派的先驱。但就是由于“阶级”出身的不同和“行动”上的差距，这两人被认为心理状态区别很大，一个是僧侣后代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另一个自始至终没有摆脱贵族老爷气质。总体而言“赫尔岑属于19世纪上半叶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 《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266页。]。“确切的说，赫尔岑有时身穿一幅仿佛属于俄国知识分子（具体指新生代知识分子）的制服”，其实他们不但“分属文化发展和社会思想的不同体系”，而且更应该“归结为某种更为宏大、更为本质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其本质而言与赫尔岑炯然不同。”[ 别尔嘉耶夫等：《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47页。]赫尔岑始终摇摆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说到底，赫尔岑是4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他对那些“自命不凡的”平民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好斗情绪表示不理解，他在自己的《钟声》杂志上也抱怨那些“胆汁质的人”和“吹口哨的人”、“大吵大闹的骑士”，认为这些人是为了否定而否定，为了嘲弄人而嘲弄人，并且似乎对任何东西都绝不可能满意，[ Герцен А.И.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10.М.,1956гс.413-427.]很难成为同道。他们那宁肯矫枉过正也不会保持中庸的态度很难合作。果真，后来在海外的流亡者中就上演了一场“两种知识分子之争”，但表面上的思想斗争之下实际上是一场“资源”争夺战。

二、文人相轻、利益冲突还是思想斗争？

——俄国历史上的“两种知识分子之争”

政治侨民中的内讧

“两种知识分子之争”其实由来已久。上面提到的别林斯基与果戈里的冲突就是一例，但那还是一场文字之争。后来他们各自有了一些资源，就在许多具体事务上闹将起来。

早在别林斯基与果戈里之争稍前，19世纪40年代中期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因为与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冲突，一怒之下不再给《现代人》杂志撰稿，脱离当时这个重要的思想圈子。那时对此类事，人们都认为这只不过是“文人相轻”的性格和“个人恩怨”所致。但很快这种事在海外流亡知识分子中闹得更厉害。说起来，“政治侨民”中的是非特别多，这也是各个国家都有的普遍现象。因为政治侨民原来流亡前很多是名人，在国内天地广阔，可做的正经事也多，为这些事大家也能合作。可是一旦流亡，他们在侨居国并非名人，不再广受关注，被边缘化的心理落差很大。而远离本国又不能融入侨居地社会的他们，在那里也没有太多的正经事可做。同时天地狭窄，资源紧缺：关注他们的俄侨社会就那么小，读者、听众、更重要的是募捐对象就这么点人，对这些资源的争夺就特别激烈。往往在国内相处得不错的人，流亡后便反目成仇。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流亡在外的孙中山、康有为各自的追随者势同水火，但他们国内的追随者并不壁垒分明，还常常合作得不错。所谓“革命派”、“立宪派”的对立主要是政治侨民中的事。无论中外、左右的政治侨民都有这个问题，反沙皇的民粹派侨民、列宁等左派侨民和革命后流亡的“白俄”都这样。于是“两种知识分子之争”也就在海外大行其道。

1859年伦敦出版的《钟声》[ 是赫尔岑和奥格廖夫在伦敦（1857-1865）和日内瓦（1865-1867）10年内出的刊物，最初为月刊，后来是不定期刊物，共出了245期，印数达2500，在俄国国内传播很广，甚至连沙皇都在阅读。该杂志既具有由民主主义要求，也有自由主义倾向，后来由《钟声》杂志协助创立了民粹派的《土地与自由社》。]与国内的《现代人》也爆发了“老一代”与“新生代”的冲突。事件的起因是杜勃罗留波夫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叫赫尔岑感到十分不悦。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上开了一个以讽刺文风见长的“口哨”栏目，批评那些所谓“进步分子”的“大人物”，说他们虽高唱“暴露文学”，实际是“小骂大帮忙”的帮闲文人。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话是冲着赫尔岑一类“导师级”知识分子去的，因为这些已经成为思想界“大腕”的人物，由于知名度很高，具有了很强的保护色，更何况赫尔岑人在国外，国内的秘密警察奈何不了他。在新生代看来，这些“不回国分子”完全可以胆子再大一点，言辞激烈一点，可以担当起革命指挥部的作用。但是令60年代人感到失望的是，这些沾染了学究气的人总是“软塌塌”地玩些文字游戏，谈些远离现实的概念争论，未能发挥更大的革命作用。

作为对“口哨”栏目攻击的答复，1859年赫尔岑在《钟声》第44期发表了一篇评论《非常危险》，反斥《现代人》杂志社在扼杀刚刚起步的言论自由。他说沙皇的书报检查稍有松弛，左派的大棒就抡起来了，他们“对漫长的讨论和批评表现出‘战斗者’的不耐烦，用不屑一顾的鄙视态度对待‘多余的’智力活动”，在这些人看来，值得做的只有一件事，“祖国在危险中，快拿起武器，公民们！”[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74页。]“他们没有考虑到理想和实际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过程，而且不言而喻，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作了整个俄国的意见和观点”。[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74页。]“两代人”的冲突由此初见端倪，这事到此不会完结。

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赫尔岑的革命策略是有差异的。赫尔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大作家们”之间的争论也更倾向于后者，对《现代人》杂志上对贵族自由主义展开的批判也很为不满，那时赫尔岑对沙皇的改革也寄予希望。因此不难理解，1859年6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专程到英国找赫尔岑商谈国内与海外反对派合作事宜——这也是车氏一生唯一一次出国——时，两人有过两次面谈，结果都是不欢而散，双方都指责对方为政府提供把柄。彼此之间的感觉都很不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赫尔岑是一个“在莫斯科沙龙中卖弄小聪明的‘老爷’”，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卡维林（俄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平方”。[ 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376页。]赫尔岑则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自负”感到吃惊，[ 参阅博戈斯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250-256页。]他认为自己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同一类社会主义者”，[ См.Колокол.№.233-234.:Герцен А.И.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М.,1956.Т19.с.127-128.]尤其是反对他狭隘的党派观念和不妥协的好斗性，他说：“只要还存在一线不用斧子解决问题的希望”，他就拒绝号召人们“使用被压迫者的最后一招——斧头”。

这时可以说两人的分歧的确有思想性内容。但两年以后，随着“偏袒贵族”的1861年2月19日法令颁布，赫尔岑承认自己对统治者所抱幻想破灭，他在《钟声》第96期写道：“人民被沙皇骗了！”他开始在《钟声》上大力揭露1861年改革的掠夺性质，“按照新规定，土地被割去，而自由却未给予，可以直率地说，这就是欺骗”。[ Герцен А.И.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11.М.,1956гс.315.]从此赫尔岑号召国内人民起义，用“斧头”推翻沙皇统治，即便此时赫尔岑还是有所保留的，表现出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不同。他说：“无疑，起义，公开的斗争，是革命最有威力的手段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手段”，我竭诚欢迎“人类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流血发展道路”。[ 参阅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718页。]很明显，这时赫尔岑发生了左倾化和斯拉夫化的转变，与国内的激进反对派别逐渐趋同。但是奇怪的是，这种转变并没有因此改善他与“青年一代”的关系，“两代人”处事原则的差异反而使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