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有很多平民革命者流亡到国外，大多集中在瑞士的日内瓦，他们与老一代的伦敦流亡者建立联系，希望把活动中心从伦敦搬到日内瓦来。但是这个过程产生了很多老侨民与新侨民的人事纠葛。新侨民指责赫尔岑霸占资源，排斥新人，只从自己的“小圈子”考虑，而忽略了革命的“大目标”。他们认为刊物是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不是个人的私产，要求《钟声》服从整体利益，尽快地革命化，激进化，为筹备起义承担大量的准备工作。赫尔岑则认为，自己办《钟声》的主要职能是开启民智，进行思想启蒙。即便俄国需要革命，对于沙皇政权的斗争也要有长期思想准备，杂志并不是“武装起义的行动指南”，他说，杂志是我的“生命线”，我“只剩下印刷所这个唯一的发言工具，照耀着麻雀山下莫斯科的太阳落山了”，[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25页。]言下之意，反对那些新来的流亡者把《钟声》杂志当赌注。

尤其是，赫尔岑对新流亡者的霸道作风极其反感。这些人要求凡是参与活动的人都是“献身于革命的同志”，赫尔岑不满这种强人所难的“效忠组织”。其实赫尔岑对青年一代中那些“虚无主义的打手和否定一切的巴扎洛夫”们隐忍已经很久，矛盾于是爆发了。赫尔岑形容这些人说，这些傲慢的青年“每一个举动和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到仆人室、军营、衙门与和声学校的痕迹”；他们“出身条件不好，但真正出身劳动人民的又不多”，很多是“彼得堡下层社会不健康的粗俗生活的继承者”。“他们彻底缺乏教养，他们粗野和狂妄的谈吐，与俄国农民心地温厚、单纯善良的粗犷毫无共同之处，倒是很像乡下的恶讼师、商店老板和地主家奴的嘴脸”。[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84-385页。]他们“强行勒索金钱，威胁恐吓，以公共事业作为晃子从中牟取私利，一旦遭到拒绝便造谣诬蔑，进行报复。”[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86页。]

赫尔岑对俄国这两种不同出身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判断。他明显地喜好军人出身的贵族知识分子而对平民知识分子具有疏离感，他说：“非军人出身的年青年大多不太单纯，神经过敏，喜欢舞文弄墨，炫耀才华”，“他们局限在封闭而热闹的小圈子中，他们没有工作的习惯，思想面对政治的舞台，不可能集中在日常事物中。他们想抓住一切，然而怨恨、不满和不耐烦的心情是他们无法坚持到底”，“病态的、毫无顾忌的自尊心早已凌驾于一切之上”。“军人就比较朴实单纯，他们觉得自己受的军官教育并不完美，也知道自己的名声似乎不太好（指无偿地使用农奴劳动），因此争取上进，要努力学点什么，……而且，他们在兵团专制统治的压力下，养成了一种强烈的爱好独立自主的心理”。[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95、376、330页。]

赫尔岑说，说实在的，“我最怕门不当户不对带来的‘无比灾害’，我始终容忍他们，一半是出于人道，一半是不愿多加计较，但这一直使我感到痛苦。我们新的关系不能维持很久，这是不难预料的，它迟早要破裂。如果考虑到这些新朋友桀骜不驯的性格，那么破裂必然造成不良的后果。……导致这些摇摇欲坠关系破裂的是那个老问题，我指的是金钱。他们对我的财产状况和损失一无所知，却向我提出各种要求，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我在风雨交加中、在极少支持的情况下，15年来维持对俄国的宣传，只是因为我量力而行，限制了其他各种开支。而那些新朋友却认为，我尽的力量还太少。因此对这个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却不肯把财产分给不劳而获的人们的我，便不免怒目而视。显然，他们抱着不切实际的观点，认为基督的施舍和自愿的贫困便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流亡者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却传出了谣言，说我拿到了一大笔钱，是指定做宣传费用的。这种消息成了诱人的金苹果，成了引起不满和政治内讧的隐患，使那些要借公共事业私自享用的人垂涎欲滴。这些年轻人认为，从我手中没收这笔钱是天经地义的”。[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77页。]

赫尔岑谴责说：对于这些极端派的新一代中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代表人物，不妨称之为虚无主义的索巴凯维奇和诺兹德廖夫（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两个地主，前者粗野贪婪，后者挥霍成性）。[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83页。]可见双方矛盾之深。但是这种矛盾已经很难说有多少思想色彩。

总之，俄国流亡者中的小集团，历来内讧不断，乌烟瘴气，到处充满争斗的气氛。而分歧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而是一些细节，是金钱，是资源，是名声和嫌隙造成了不断的分化组合。每个小圈子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是真理在手，只有自己是正统的反对党，而别人都是沙皇的奸细。当时革命队伍中不断爆出“双面间谍”案，而流亡者中很多行动的失败，都是由于自己人的告发或者“内奸”的破坏。这种黑白不分的状况让赫尔岑头痛不已。“老一代”贵族流亡者中由于“钱的问题”不突出，这种情况还不严重，但“新一代”的“平民知识分子”流亡者中就不同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围绕《现代人》杂志的风波

如果说“别林斯基-果戈里之争”当时被有些人看做是文人相轻，而海外反对派的内讧又被看做“政治侨民”中的通病。那么《现代人》杂志事件之后，人们已经看清楚了，这不仅是事务性矛盾导致的意见不和，而是两种“背景”导致的基本立场不同。

在此之前，《祖国纪事》在1830-40年代是一份很有影响的进步杂志，别林斯基曾主持该杂志的评论栏目，1846年别林斯基离开编辑部后，由克拉耶夫斯基主持杂志的工作。到了50-60年代由于撰稿人的政治倾向，该杂志发生所谓“右倾化”的“定位偏离”。用平民知识分子的话说，该杂志不再把“文学评论作为传播思想的手段”，而把它变成了一个中性的书刊介绍类杂志。于是平民思想家与《祖国纪事》的关系越来越远。

《现代人》杂志于是代之而起。它是1836年由普希金创办的刊物，1847年，涅克拉索夫取得了该杂志的发行权，批判现实的思想色彩浓厚起来。当时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曾经是该杂志的重要撰稿人。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后起之秀，在《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个刊物上都发表过文章。

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在他主持杂志期间，《现代人》杂志很快就变为了“平民知识分子的司令部”和“左翼大本营”，倾向于激进革命思潮的人纷纷向《现代人》靠拢。1850-60年代俄国出现许多革命小组，学生团体、军人团体、青年地下组织、激进的刊物，都是通过《现代人》杂志这个“革命党核心”[ 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2分册，三联书店1959年，31页。]而进行活动的。民粹派的“土地与自由社”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直接参与下建立的。1856年8月涅克拉索夫因健康原因到国外休养，干脆把杂志委托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就成了《现代人》杂志的实际领导人。

随即围绕《现代人》杂志社发生了一系列“地震”。最先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冲突的是托尔斯泰。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办刊方针和“否定”风格，以及办杂志之外的“组织活动”，很快使杂志的名牌撰稿人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大作家们”感到担忧，他们觉得杂志的风格与这些作家一贯主张的温和理想主义愿望发生偏离，大量的政论文章和时评太过贴近现实不说，而且以批判反对为主，建设性和劝导性为辅，甚至越来越赤裸裸的主张革命，乃至把杂志变成了革命中心。虽然托尔斯泰也曾夸奖车尔尼雪夫斯基“很聪明、很热烈”，[ Тольский Л. Н. 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1939.Т.47.с105-110.]但是并不等于他们思想上的认同，他们仍然是两个阵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