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青年一代崛起，60年代人和40年代人落脚点的不同就开始显现出来。“革命者”的思想是为了发动“下一次”革命做准备，在他们看来，狐狸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在听众面前夸夸其谈，有人说，正是这些饶舌鬼葬送了俄国的前途，“思想家”的思想似乎是不能走出形而上领域里的象牙塔了。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都会熟知一句经典语言：“我们需要实践的人，而不是抽象地、永远是伊壁鸠鲁式地议论的人”。[ 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269页。，]当年笔者就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句话，这就是杜勃罗留波夫针对当时的贵族知识分子所说的。

到19世纪中叶在文学和思想领域里，贵族的领导权已为平民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不愿意接受欧化思想，嘲笑不久以前的“多余的人”，并坚信自己不会扮演者这类可卑的角色，并断定“那些沉湎于哲学问题的人，对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极为漠视”。[ 别尔嘉耶夫等：《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页。]车尔尼雪夫斯基义愤填膺的指责那些抛弃祖国语言，鄙视祖国文化的叛徒，他认为，纯思辨倾向是违背俄罗斯人性格的，那些贵族们装摸做样的模仿只不过是东施效颦，俄国的思想运动并不仰承“任何外国的权威”，“也不属于他们的学生之列”，[ 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2分册，三联书店1959年，24页。]反而会为他们做出表率。

平民革命者不择手段的“否定逻辑”，导致两类知识分子道德上的剧烈冲突，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本动机冲突，使得很多想兼顾二者的人不得不做出取舍。僧侣后代的那种“哪怕世界毁灭，我们的真理必须实现”的狠劲，以及两者对社会认知的差异性，使得越来越多的贵族思想家难以扮演这种合二为一的角色。于是“思想家”在“人民至上”的压力下不断退出现实、从原来的立场上逐渐后退，成为“现实中的局外人”，成为仅仅“为思想而活着的人”。而行动者越来越满足于《简明手册》之类的东西。“行动者”认为，理论探索不过卖弄哲学逻辑，是玩弄文字游戏，是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他们认为，“革命者就是破坏者”，就是要砸烂旧世界的一切，就是要求所有的人都去服从高高在上的“普遍意志”，怕这怕那，只能反映出贵族作为“国家第一等级”的阶级立场，说明两者原本就不是同路人。此后“哲学的真理”与“行动的真理”对峙，思想与革命择一选择愈发的突出了。赫尔岑对这两派的价值取向评论说，“一派更正确，一派更切实。”[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75页。]大体而言，60年代人还是活跃在学校、讲坛、杂志等领域，但是他们对激进主义思想的普及宣传，缔造出“不负少年头”的70年代真正的民粹主义街头行动者。在实践中左倾的行动者对思想的需求则越来越倾向于“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粗糙的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先解一时之需最重要，用了再说，至于这些理论之间是否缺乏有机的联系，就顾不上管了。就这样，两个阵营的分裂在所难免，两个片面地发展分叉到两股道上去了。

60年代反对40年代人的斗争为思想界扫清了道路，那种儒雅、温和、优柔寡断的理想主义在行动上是毫无效率的，列宁不但是个反自由的人，还是个反人道的人，共产党专政就意味着国家政权更强大更专制，他不断援引恩格斯的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残酷的暴力行为和不平等，俄国的落后比西方民主国家很容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在实质上不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指导进行的，没有任何自由，只有暴力和专制，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列宁不相信精神作用和精神自由，他相信强制的社会组织，可以创造出一种服从暴力的新人。苏维埃国家在依靠暴力和灌输方面比尼古拉一世还要过分。民粹主义比起列宁主义背后具有旧传统的支撑，比如过于重视民主原则，过多地考虑底层诉求，以及表里如一等特点。到了革命夺权阶段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列宁主义抛弃了它的人道主义成分，把它视为夺取政权道路上的障碍。俄国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俄国革命便被加上了一个合理的外衣。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从俄国政治运动中分离出队伍，贵族知识分子在果戈里《与友人书简选》、《祖国纪事》杂志的争论中纷纷落败，1905年革命后又出现了“路标派”的转向，那些有政治“洁癖”的“迂腐”的书生在革命的正义之外看到了暴力和嗜血，看到了“光明旗帜下”人性之恶被放大若干倍的后果，他们很快发生了保守化的转变。当然有些是自觉退出，像“路标人”那样。但更多的人是在矛盾的感情中无奈退出或被“甩出”，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他也曾革命过，抗争过，激愤过，为了改善人民的处境，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以为这样就真正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但是当接近目标的时候，才发现“不仅世界没有被拯救，不仅生命没有变得有意义，而且，代之从前的生活……而来的，是完全无意义的生活”。[ 弗兰克：《生命的意义》见《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学林出版社1999年，162页。]陀斯妥也夫斯基从绞刑架下侥幸生还后，从此便顿悟地发现“宗教大法官与基督之争”，就是臆造理想状态和道德内省的博弈，他最后便把所有的理想倾注在文学创作中，他以无与伦比的犀利洞察了尘世激情下的宿命，为后人开启了一面窥视正义学说背后的逻辑演绎。

很多思想者原本也属于“行动者”的行列，但是在“不惜拿俄国前途孤注一掷”的激进主义面前，他们的理性和民族主义情绪占了上风，比如米留可夫，他可以激进地革命，但是无法接受把战争用于非俄罗斯的事业，甚至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不惜帮助别国来肢解俄国”。[ 参阅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723页。]在俄国，理想主义的“猪”历来斗不过现实主义的“狼”，很快这批人就跟不上从行动者的队伍的步伐、他们被潮流甩掉，被遗忘。不得已在国外又重新做了思想者，而且回到思想者的位置以后，越反思越感觉到以前对革命者的“清理”不够。这时候“狐狸”和“刺猬”的“原初点”好像发生了互换，别尔嘉耶夫主义者与僧侣主义者发生了对调，原来与传统东正教保持距离的贵族现在变得像修道院布道的长老，而神职学校培养出来的虔敬的东正教徒却变成了战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

俄国行动者与思想者的分离除了等级背景的不同外，还存在着学理上深刻的原因：首先是两者的哲学基础不同，是革命者的“否定哲学”与思想者的“道德哲学”的区别，是“可怕的宗教”和“爱的宗教”[ БуббайерС.Л. Франк: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философа1877-1950.гг.М.,2001.с.91.]的区别。思想者的思想是不考虑现实问题的，“思想”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精神之学”、“心智之学”只是一种智性和人性的探讨。别尔嘉耶夫说：“历史哲学的思考是面对过去的某种神启，不是指导客观现实，也无意预见性地洞察过去与未来”，所以他承认，他们的学说脱离了当时广阔的社会潮流，他们的“创造性的思想”不仅没有吸引人民群众，也没有吸引更广泛的平民知识分子。[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43页。]正是由于4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家的利益所至以及自我保护的“收缩”下的过于“狭隘化”和“学术化”，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的畸形状态，导致了另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知识群体的崛起。

“刺猬”们声称：我们“不要研究历史，而是要创造历史”。他们奉行“社会实践的世界观”，将哲学的特质只限定在单一的社会斗争和社会实践的范围内，而在理论上他们实行“拿来主义”，谁的东西有用、都可以“拿来”一试，至于这之间的跳跃和逻辑冲突，可以用“革命形势的发展超越了理论”一笔带过。就像恩格斯批评一些年轻的所谓“唯物主义者”，“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认为非常了不起了”。对他们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再不做一步的研究……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691-692页。]在实用主义的反对派潮流中孕育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思想性的观念，在国内接受的宗教中学的教育别、车、杜等人都坚决反对“狭窄学术”、“纯艺术”和“空泛哲学”，因为他们对当时贵族中流行的德国哲学非常反感，便认为应该消灭学理意义上的、脱离生活的、形而上的哲学。民粹主义的特卡乔夫在《革命者基本信条》的一个文件中说，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空谈，在给后代提供知识时，反对主张和平无争的学问，他（特卡乔夫）只知道一种学问，就是破坏的科学，他日夜研究人世间的活学问，日夜钻研当前社会制度所有可能层面上的特点、形势和条件，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快最坚决的破坏这个可恶的制度“。[ РудницкаяЕ.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ⅩⅨ век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М.,1997.с.24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