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民主表明，并不是只要多数决定或“公意”的基础上就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在以“多数”的名义任意剥夺“少数”的同时，也使多数人无法作为有意义的个体存在。在这种“民主”背后隐藏着一种“类专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也就是巴枯宁高调宣称的“革命需要专制主义”，这已经成为一个规律，理想越强烈的人，越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的人，接近权力意志的渴望也就越大。另外，从精神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从僧侣阶层中脱颖而出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激进性和反社会人格，与他们的成长过程是有关联的。早年尝遍了人情冷暖以及对社会等级制下不平衡感的体验，使他们对成功和权力有一种渴望。这种“专制细胞”在无法接近权力的时候，只是一些隐性的潜质无法展示，而一旦大权在握，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受伤害的“报复”意识便会成为显性因素爆发出来。就是蒲鲁东所说，有“什么比人民代言人更容易走向暴政的吗？”这些人“明天如果掌握了权力，又会变成残忍的迫害者”。[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600-601页。]后来路标人反复强调，俄国社会主义者身上的都有潜在的“小波拿巴”情结，有“替民作主”的“家长作风”。德鲁日宁说他们是“教导”论者，总是喜欢扮演人民的“教导家”，“企图通过直接对人进行教训的方式来影响他的习俗、生活和观念”。[ 转引自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8页。]他们在与统治阶级角色对调以后，往往会走向自己革命理想主义的反面。

这种倾向的人的“包容性”很差，具有排斥一切“非我族类”不同思想的强烈意识。这一切集中体现为“民粹派宣言”中那句最著名的口号：“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而近代民主的价值在于弘扬人的自由个性，“多数决定”只具有工具价值，它是把申张公意作为保障个性自由的条件，而允许为服从“公意”泯灭个性，或者在“公意”的名义下侵犯人权，因为“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名词，它是需要人格化的领袖来代表的，而这种“人民之父”，也就是“人民的家长”与沙皇专制只有一步之遥，要跨过去是轻而易举的事。民主主义者认为，自由不是大众化的，而是贵族特权，因此造反的群众不关心自由，也不需要自由，他们甚至不能忍受自由的重负，会滥用了这份权力，使俄国陷入西方的一盘散沙状态。别林斯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从彼得大帝的强制性中看出，如果没有强制俄国的惰性使推行任何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权威的意志力比自由更适应国土辽阔的俄国。

神化强力意志很容易滑向“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很容易形成对“群氓”的“灌输论”和“压制管束”方式，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早期列宁在与民粹派“决裂”的时候，也曾批判过以“国王实现我们的意志，就是专制暴君”，[ 《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107页。]但是取得政权以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 奥波隆斯基：《俄国政治历史悲剧：反个性制度》莫斯科1994年，251页。]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引述别尔嘉耶夫的话，“现代极权主义要求放弃自由，凭此才会给予面包，这就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诱惑”。[ 郑体武主编：《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学林出版社1999年，149页。]

在现代民主观中，“民主原则”和“自由原则”是不可分割的，而俄国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本愿望以及根本动机都是大不相同的”。[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5.М.,1939-1953гг.с.100.]“俄国式民主”颠倒“群己”，混淆“权界”，一方面提倡“公意”任意侵夺个体自由，另一方面又允许“英雄”不经委托程序而把持“公意”，把“天赋人权”曲解为“天赋”某些人以“代表”公意的特权。“民主原则”与“自由原则”互相消灭的结果，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革命”变成了先以“民主主义”战胜“自由主义”，再以“英雄”的独裁体现“人民专制”或“民主专制”。他们在道德上和哲学上把斗争绝对化了，由此决定了他们必然忽略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建设，只重视国家的调配能力的分配功能。正如托克维尔分析的，这种“民主游戏”中存在着一种危险性，当它排斥自由作为追求平等的代价时，它就极有可能蜕化成特殊的专制形式，“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和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36页。]赫尔岑也曾发出疑问：有什么“比人民的代言人更容易走向暴政的吗？”[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601页。]那些实现自己心中乌托邦愿望越迫切的人，对强力、权力的渴望也就越急切。比如别林斯基虽然一生多变，但是“力就是法，法就是力”的“权力拜物教”始终没有变。

1917年列宁主义的胜利使国家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发挥到极限，“分配功能”就能使人解放的学说完全得到落实，结果为什么一切仍然相反呢？所以别尔嘉耶夫说，“俄国共产主义的双重意义也就在这里”，只懂得马克思主义，是理解不了这个国家历史命运的复杂性的。[ 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изма.М.,1990.с7.]俄国共产主义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传统色彩要浓厚得多，西欧的社会主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尽管它没有什么崇拜仪式，也不靠“语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但相对而言它和马克思的理论的关系反而更近。

“行动者”vs“思想者”

平民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与贵族知识分子具有不同追求，他们是“哲学家和革命者两个不同的种群”，他们之间有行动者与思想者的明显区分，他们在登上历史舞台后一举解决了知识分子定位问题上的“角色困境”。这些人与贵族知识分子相比，最鲜明的就是对“父辈”的矫枉过正，他们注意到底层的利益，注意到与民众结合的重要性，增加了行动能力，但是他们把19世纪上半叶贵族思想家积累起来的精神能量的全部储存抛弃掉了。因为农奴制问题的拖延解决，形成社会共同讨伐的局面，无疑对贵族的名声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贵族得道义形象不佳，造成了没有使用农奴劳动的平民知识分子群体形象的抬升和自信心，他们对宏大话语的把握很快就取得了主动地位。平民知识分子提出“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空谈”，“思想源于行动”。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所有的活动，都需要服从于革命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快地、最坚决地破坏这个可恶的制度”。[РудницкаяЕ.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ⅩⅨ век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М.,1997. с.245.

]然而他们的思想和运动是分离的，“思想家”无心主导“运动”，而主导“运动”的人并不严肃对待“思想”，在这些人看来，没有一个例子说明社会是靠哲学完成改革的。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有思想的实在论者”（皮萨列夫语）。

当初在启蒙阶段，思想家与反体制基本上是可以划等号的。因为思想家就意味着非官方，就意味着异类。在他们看来，哲学就是一种斗争，因为哲学可以阻断习俗权力的触角，给个人留下足够的空间，在哲学的领域里拒绝把“普遍意志”凌驾于个体之上，追求“现实不存在的哲学”是因为“现实容纳不下政治”，他们只能在官僚体制望尘莫及的领域进行自己的抗争。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这点看得很透彻，他说，在这伙人那里，“教育”一词就等于“自由”，“哲学”就是对抗，而“智力活动”指的是“革命”。1825年12月党人被镇压以后，外部环境极其严峻，反对派处于流放状态，“思想”便成为唯一能做的事。30年代的政治高压下“文坛”是知识界的最后的载体。现实政治在暴政下缺席以后，大家都在追求各自思想的尖锐性和深刻性。这里面一方面体现了一种无奈，但同时也是一种悲观情怀的“反抗”。但是仍有一些还在同时扮演着这两种角色，比如像彼得拉舍夫斯基、赫尔岑之类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