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苏联哲学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根据党的决议，“哲学必须为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对已经被驱逐出境的哲学大师们看来，这是对“哲学”最大的讽刺。众所周知，“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是“爱智求真”的意思，是指人类精神世界中追求思维探索的本能，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自由驰骋的地带”，是“人类精神自我意识的途径”，哲学从它一诞生就是人类的一种反思活动。人们可能都记得苏格拉底在他临死前向判他死刑的雅典公民做得“苏格拉底申辩”中说的那些话：“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只图名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的灵魂，难道不觉得羞耻吗？……因此我不做得别的事，只是劝说大家，敦促大家，不管老少，都不要只顾个人和财产，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即便是在“尼古拉反动年代”，“捍卫哲学的独立性”是知识分子最后的“底线”，现在竟然连这块阵地也“陷落”了，哲学只能为一个政党服务，由一个政党垄断了“哲学”的解释权。苏联知识分子被“强力意志这个恶魔”的摧毁和迷惑到何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哲学在苏联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是马克思主义拙劣的摹仿品，用斯大林的话说，是在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脱节的弥缝工作”，变成了执政党派政治表达的“外包装”，变成了“打人的唯物主义”，这不是对哲学本身最大的嘲讽是什么呢？把哲学这种具有探索询问功能的人文追求变成单一的某一种思想的功利性的“补丁之学”，变成宗教或是意识形态，变成“为稻粱谋”的一种营生，它就已经不是哲学了。“共产主义消灭了所有的创作自由，并制定了社会订货的文化，它要使所有的生命都服从于有组织的、外在的机械构成的集体”。[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上海三联1997年，146页。]在这个制度下所谓的“文化人”会在精神牢笼中会丧失自我，丧失思辨能力，丧失比较纬度。在这种体制当中没有活人的面孔和个性差异，只有固定在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

德国从宗教改革以后产生了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而俄国恰恰相反，从宗教改革以后产生了思想牢笼和精神强制，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力，正是思想自由使德国开出了一朵朵灿烂的哲学之花，俄国的思想牢笼导致哲学领域的“荒漠化”，现在苏俄更远超沙俄，堂而皇之地为“哲学成为政治的婢女”唱赞歌，说明苏联本土已经无法用真诚的态度对待本民族的哲学了，尤其是俄罗斯独有的，更加具有独创性的宗教哲学。的确，剧变之前关于俄罗斯宗教哲学所有的著作都是在国外出版的。

道德的悖反：禁欲主义与“行动伦理”

“未来风暴的舵手”们宣传强烈的禁欲主义与牺牲精神：贬低欢乐舒适、歌颂严于律己、把追求个人欢乐视为不道德，宣扬苦行理念。他们把现世视为一个通往天堂的“眼泪谷”、把现在视为乌托邦路上的一个中途站。为了“未来的胜利”，“现在”是可以置之不理的阶段。其实在他们心中同时又具有浓厚的狄俄尼索斯情结，这些“无神论者”又很容易自视为“被上帝选中的人，是地上的盐、是天上的光”注定要继承地上和天上的王国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借吉洪主教的话指出：“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比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世俗人更值得我尊敬。完全的无神论仅差一步就会是个宗教狂热者，但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人除了恐惧以外没有任何信仰”。这种“忠实信徒”不管信的是“正统”基督教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乃至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或纳粹，都认为近代民主国家的自由个人主义颓废堕落，让人软弱、太享受、太自私、缺乏为任何神圣使命赴死的勇气。他们蔑视社会生活的常规，热衷于强制、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正义优先权、对个体的蔑视、对强权的偏好等等特点。在他们看来，凡是在“温柔乡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东西，无论多么合理，都必然渗透着不能容忍的市侩心理。

于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先导，演化出了后来完整的“革命禁欲主义”——《怎么办？》里宣扬的新道德，对贵族阵营生活方式进行批判，斥责他们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感，没有与自己出身一刀两断的觉醒。平民知识分子认为，贵族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他们从小由外籍家庭教师培养，成人以后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就连逃亡都可以选择出国避难。而“出国”在平民看来是一种奢侈的待遇，平民革命者只能在茫茫的西伯利亚原野上经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这种说法完全不顾当年十二月党人这类典型的“贵族革命家”在西伯利亚的苦难经历，只把自己看作唯一的殉道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们提倡禁欲主义，一方面这样做是为了保持道德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却有很实际的考虑：“行动者”不能儿女情长，太多的情感色彩会削弱行动的坚定意志。从平民知识分子到民粹派都有一种僧侣型的封闭世界体系，并且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它表现为对世界其他部分的不能容忍，并使自己与之隔离的倾向。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手册》的诞生就是为禁欲主义提供指南的，到19世纪70年代这种形式日趋完善。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涅恰耶夫和特卡乔夫在这一方面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有继承关系的，而革命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又是一脉相承的。

与禁欲主义共生的是崇拜苦难、反智主义以及对财富恐惧的倾向：“60年代人”不断批判贵族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指责“多余的人”空虚无聊的享乐生活，说他们即便到乡村，也“只是寻找另一个寻乐的舞台”。他们憎恨任何与欧洲文化、贵族身份有关的东西。19世纪官方宫廷的“法国化”和下层知识分子的“草根化”分离以后，民间便对“文化”和形而上思维有一种心理的距离感和敌视。高雅和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缠绕在一起，思想和坐而论道的泛泛空谈可以划等号。民粹派的名言是：“只有一种状态比贫穷更坏，那就是富有”。他们认为，富人都是恶棍，财富是腐蚀人灵魂东西。他们从心底里向往一种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对“人民的爱”可以转换成对“个人的恨”；建立天堂可以转换成破坏现实；大公无私的献身和不择手段的马基亚维利行为都可以是相通的。而这种转换成过程还有一种崇高感，具有“舍我其谁”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英雄主义心理。

但是这种极端高调的禁欲主义道德在实践中又很容易转换成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道德虚无。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样是这方面的先导，他认为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如果是为革命性的变化服务，那就是可以接受的。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论断：“历史的大道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要穿过开阔地，灰尘漫漫，遍布泥泞，有时还要穿过沼泽和丛林，如果担心沾染灰尘，弄脏靴鞋，那就永远不能参加群众运动。如果真的受到为人类造福信念的鼓舞，那么这就是一种值得庆幸的活动，但是这不是一种特别清洁的活动。然而，确定道德纯洁性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 转引自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220页。]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道德评判机制呢？车尔尼雪夫斯基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不道德行为不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服务，而是为了“事业的利益”，就不仅可以允许，而且值得赞扬。流风所及，后来以“目的高尚”来为“卑鄙手段”辩护便成为民粹主义的一个口号。激进的“刺猬”们贯彻这种做法的代价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感“空泛化”和“无法检验化”。在“高尚的目标”下可以牺牲公民的生命、财产、声誉……，它仿佛成了一个可以阻挡任何指责的借口。

道德虚无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俄国缺少商业文化的妥协因子，反对贵族“伪君子”文化的虚伪，却带来“真小人”恶的释放。“权贵”走了，“权痞”来了。流放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流亡者返城后的报复心理交相激发，在流亡生活的内讧中，深谙不择手段的“斗争哲学”的人也容易胜出。思想上的偏执和狭隘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是一种社会动力和革命精神的来源，如此恶性循环便形成了一种心理机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为功利主义正名，从恰达耶夫开始抛弃“道德虚伪”，在“行动的知识分子”中起了很坏的影响，原来的“道德至上”被彻底颠覆为“道德虚无”。合法斗争的屡次失败，政治激进主义的急于求成，民粹主义的恐怖活动，目的高于手段理论的形成，成为道德转向的第二次滑坡。列宁的帮派式建党原则与夺权高于一切的“辩证法”与犬儒主义形成互补。尽管“狐狸”的幽灵仍在徘徊，但已成强弩之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揭穿过革命圣徒的谎言和虚伪，指出“革命的道德说教中存在着非道德的一面。” 此后“主场”就让位给了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一直到“路标-寻神派”再次回归俄国，人们才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变型记”中，激进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扮演过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