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恰耶夫在《革命教义问答》中这样表达对更高级的道德忠诚态度：“亲属、友谊、爱情、报恩、甚至荣誉本身的全部温情的、婆婆妈妈的情感都必须压制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为了革命事业的彻底的冷酷无情。革命者只有一个念头，一个目标：无情地摧毁。他要冷酷的、时刻不懈地奔向这一目标。他必须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用自己的双手消灭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一切”。[ РудницккйЕ.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ⅩⅨ век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М.,1997. 244-248.

]从此“革命”可以成为上帝，可以剥夺生活，可以采取任何不道德的手段，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说的：“没有道德，一切都是允许的，每个人都可以平静地安排别人的生死”。以至于连巴枯宁都对涅恰耶夫策略的逻辑发展感到害怕了。革命在正义之上的暴力和嗜血，她就如同所推翻的邪恶政权，不分青红皂白的将人吞噬，最后，在最正义、最崇高、最理想主义的“革命”口号下，以一个政党的少部分人绑架了整个社会的局面将会上演。

这种“现实主义”有很强的洞察能力和果断的行动手段，对权力的渴望、对成功的崇拜、对来自上层强制的灌输能力的心领神会，对追求目标过程中的残酷无情，在他们那里，生命和存在仅仅是支撑自己世界体制的物体，他们放纵流血，许诺暴力必胜，相信绝对意志可以达到绝对的成功，既反对旧政权的强制工具，又神话拥有强制工具的新政权。这种“没有彼岸的坦率的唯物主义”以功利为标准，以实用为手段，目标虽然标榜的极为“高尚”，却又完全世俗，它在否定了制度约束的同时，也解除了伦理精神的约束。于是“无神论”变成了“新的宗教”，但是这种“宗教”唯一崇拜的就是权力。至于是什么样的权力，反倒常常模糊起来，以至于从“极左”到“极右”的转换就像捅破一层纸那样简单。当年“革命民粹主义者”中最极端的吉霍米洛夫等人效忠沙皇后就成了极端的“警察民粹主义者”，亚历山大一世最自由主义化的“谋士”斯佩兰斯基1821年获得爵位以后在奔萨省得到了大片领地，就立即放弃宪政改革，成为专制君主的忠诚卫道士，成为1825年尼古拉一世宣言的炮制者，成为审讯12月党人最高刑事法庭成员。

这种无所畏惧的“行动主义”者、“没有彼岸的唯物主义”者，下一个逻辑链条便是“破坏的合理性”。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需要把“群氓”领出黑暗，妨碍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消灭。他们倡导从思想的书斋走向破坏现实，因此蔑视一切陈规，认为任何抽象的理论都说明不了问题，关键是要付诸行动。这种非凡思维下造成了一种悖论：“热衷于毁灭，就是热衷于创造”，“破就是立，立就是破”。他们既是虚无主义者又对自己的事业及其自信，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和谐的状态。“刺猬们”坚信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给予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资的社会平均化，做到了这一点，“天下大同”便近在咫尺。于是崇拜苦难、底层意识、“人民至上”和“破坏现实”的几位一体，甚至不要求创造和建设，只要求破坏，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朗朗乾坤”的物资保证，通过破坏、通过剥夺就可以达到。这种重物质，轻精神，重分配，轻创造的思维模式对后来的体制影响很大。

“英雄”与“圣徒”

“刺猬”们的道德至上和道德虚无都落实在他们的“英雄”观上。而“狐狸”们追求的是东正教“圣徒”的境界。世俗“英雄”与基督教“圣徒”从来就不是一回事，虽然两者都是以自我牺牲为代价，但本性上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当代俄国学者伊萨耶娃所说：“英雄最大的可能性在于疯狂的情绪高昂、极端狂热、对斗争的陶醉，某种英雄冒险主义整体氛围的营造，——这一切都是英雄主义固有的习性”。[ И.А.Исаева: В поисках пути 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ция и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М.,1992.с.60.]而基督教圣徒的注意力重心则偏向“自身和自身的责任，从未被承认的世界救赎着虚假的自我感觉中解脱出来”。[ И.А.Исаева: В поисках пути 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ция и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М.,1992.с.65.]“圣徒”只服从上帝的权威而不承认世俗权威。“英雄”则相反，不承认上帝的权威，但对于世俗权威却是既蔑视，又羡慕。比如别林斯基是个现存秩序的“造反派”，但他在社会理论上的最主要贡献，是他从彼得大帝残酷的强制性中看出，如果没有强制，在俄国推行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他第一崇拜彼得大帝，第二崇拜伊凡四世，第三崇拜叶卡特琳娜，看中的都是他们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

而在俄国，“圣徒”的想法过于“超越”，而“英雄”的想法过于“超前”，两者都与芸芸众生有相当的距离，面对世俗世界也都有乌托邦色彩。他们对“真理”的认知也是完全不同的，“英雄”认为“真理”就是要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所以他们对权力充满了渴望；而“圣徒”认为，“真理就在于要承担起人类苦难的责任，真理的掌握者要比黑暗中的受苦者很有，更要负责任”。[ 郑体武主编：《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学林出版社1999年，175页。

]但是，“圣徒”可以自己苦修，却不能把“超越”的想法强加于他人；而“英雄”生来就有引导群氓、乃至强制群氓接受“超前”思想的“灌输”使命。因此“圣徒”的乌托邦往往是“孤家寡人”，难以实现的；而“英雄”的乌托邦却往往可以通过“称孤道寡”化作权力以后，变成现实的“试验场”——只不过它通常都是“理想”的反面或人间的灾难。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社会问题，道德解决”的设想无疑过于浪漫，他关于通过“和解、恭顺、宽容”来实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张始终只是乌托邦。托尔斯泰的主张是“勿以暴力抗恶”，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以宣扬“仁善、本真、虔敬、”来净化社会，小说《安娜》中的列文希望通过一种“不流血革命”——“道德革命”使俄国摆脱“轮回的宿命”，就是托尔斯泰的心声。托翁思想的特点在于，它没有训诫和教导居高临下的姿态，既没有扮演“灌输”者，也不以“先锋队”自居，朴实得像自然，平淡得如同空气和水。他们的那套东西看似平凡实则崇高，看似顺从实则坚韧，看似简单实则更难以落实。

“圣徒”的境界是超越性的，并不需要世俗的追捧。因此他们的认同是一种思想追求，是一种“自愿共同体”，是一种开放性的“可进可出”的“文字联盟”。而“英雄”的斗争场所却没有退出机制，这个船只能上不能下。它源自于东正教系统的封闭性和不可更改的“正统性”原则。这种不能自由退出的机制一旦变成世俗原则，“从崇高到滑稽之间便只有一步之遥”了。一般来讲，激进派一旦分裂就会导致相互仇视和彼此不相容，所以“刺猬”们必须永远屹立在风口浪尖上，必须把握住权力的脉搏，否则离开了公众舞台的人，远离了权力核心的人，是必定要受到谴责的，或者只能在墙倒众人推的状态中退场，或者受到各种污蔑而百口难辩。特卡乔夫曾经在革命民粹派中被众星捧月般的环绕着，追随者甚多，但晚年的特卡乔夫失去政治舞台后再没有受到他往日战友和门徒们的尊敬，1877年他得病在巴黎的一所医院里孤独地住了三年，完全无人理会，死后被埋葬在巴黎，因为他的那块墓地在五年期满后无人购买，他的遗骸被移葬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狐狸们心里的“社会主义”不光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找到信仰的归属、心路历程的终点，不是为了像小市民一样陷入“温柔相思梦”的生活泥潭，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庸俗、不允许自己碌碌无为而是希望自己像基督一样生活的人。有人说这是一种人道主义，但这种人道主义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远离世俗的。因为俄国的隐修士从来追求的都是生活恬淡，精神丰富的，但是俄国的隐修院从来没有覆盖到芸芸众生的世俗社会层面里。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特卡乔夫却想把整个俄国社会变成一所特大型隐修院，而且他们的思想后继者曾经做到了这一点——只是这个特大“隐修院”并不崇拜上帝，只崇拜“英雄”自己。别尔嘉耶夫等人作为俄国最后的贵族，自知在现实中斗不过骁勇善战的民主派，高挂“免战牌”退出战斗，成为了俄国“改天换地”的局外人，站在“列宁-斯大林王国”之外、站在世俗世界之外，守护着一种在他们看来更为恒长神圣的价值，指望以宗教改造、道德提升和精神革命来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刺猬们作为苏联立国的先导，也曾经大红大紫了很多年，现在都黯然走下神坛，还其本来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