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思想家的不同在于：他们不能控制激情，他们有一种英雄式的自恋、对真理的向往和献身、作为一种欲念，它有可能演变成莽撞的激情，有潜在的破坏性，他们勇敢无畏，充满狂热的投入政治论述、著书立说、发表演说，煽动民众，甚至投入街头暗杀的恐怖行径，在利用大众思潮的过程中，他们的知识结构的贫乏与不负责任的特质暴露无遗。

这类人中有很多人自诩为独立的思想家，其实他们不过是受心魔趋势，可望赢得浮躁的公众认可罢了。因为不公正的社会积累起大量的无处发泄的社会情绪，处在就业难题下以及在乏味平庸生活中希望建功立业的青年人就向往这些“青年领袖”的登高一呼。而这些刺猬们的声誉正是建立在热血澎湃的激情基础上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现实意义是对贵族血统论的一种反抗，以出身来决定社会地位是神职子弟与军功贵族之间的斗争的一个焦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要把这种局面倒过来，所以他以鲁迅那种“打开窗子必须拿出掀掉房顶”的勇气来矫枉过正，在当时的确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却在理论上形成了后来的“道德虚无”的逻辑置换的恶果。正像苏格拉底当年所说的，在使民主沦为暴政的路上，这类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们驱使青年的心灵走向狂热，最终其中的一些人——也许是最聪明、最勇敢的那些人——会把思想付诸行动，并在政治上实现暴政野心。这类知识分子心满意足地看到自己的观念发生效用。

排他性的“完整世界观”

刺猬类型的知识分子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他的“唯我正统”的“排他性”。说到底，这一点还是和僧侣背景认知世界有关。任何宗教都有排他性，但东正教在基督教各分支中的唯我独尊是非常突出的。它以“正”教自居，自称与天主教相比信仰的是“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它长期以来缺乏自我更改系统，没有对教义作任何修改、补充、革新，固守老的一套基督教传统。拒绝修正、“试错”和承认错误是东正教的一个显著特点，从16世纪以来东正教宣言的，我所代表的真理是唯一绝对的、“不可更改性”、“整齐划一性”、“全体服从性”、“一元性”、“完整性”对这些僧侣子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容易形成具有完整的世界观和最极端的社会学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从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转向无神论，中间没有任何过渡，20岁以后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这里面除了行业整体沦落下滑导致的生存困境下的“报复”社会的外因条件以外，东正教的“不可拆分性”和“正统无错误”的理论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新生代”的职业训练使他们在信仰真空中没法生存。别尔嘉耶夫说：“别林斯基作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力图实现一种极端主义的世界观”。[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57页。]平民知识分子经常企图制定出类似东正教的整体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把真理和正义结合在一起，通过国家思想自上而下的强行灌输，根据这种集权主义的特点就可以判定俄国知识分子的属性，所以革命民主主义以降的后续派别都害怕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它将导致资产阶级的胜利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独立的个人与这种整体性是根本相冲突的。

同样，只要是极端主义者，不论是宗教狂热和还是反宗教狂热都是相通的。他们能从神圣事业中获得价值感。他们害怕妥协，不难从一个极端的信仰转向另一个极端的信仰。革命被他们当做是一种宗教崇拜来看待，谁都知道，狂热的宗教徒的对立面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冷静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是具有自我判断能力的理性主义者。激进对立的双方的共同点要比它与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点都多，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俄国的无神论者是把无神当作一种新宗教来崇拜的。因此革命后俄国人把“第三国际”当作“第三罗马”一样来看待的，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成立以前，就曾有一帮人先成立了一个“圣灵第四国际”。在俄国的英雄主义者形成了特殊的宗教观念，他们一方面是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但同时也是新偶像崇拜、新宗教的建立者，这种宗教有自己崇拜的圣像、圣规和教义，一整套与原来他们反对宗教别无二致的“复制版”。因此，对这种新宗教的怀疑、对教义的评论、以及对圣像的不敬都会遭到他们的排斥和愤怒。

新生代认为，“俄国不会发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革命，而要发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因它的颠覆性是“彻底的”。托洛茨基说得更直白：“我们的先辈没有注重创造……可使我们的革命变得温和一些的民族条件，于是新俄国、新生活就在痛苦、磨难和血腥中诞生了。”[ 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241-242页。]不管是当反对派还是手握大权，他们都是“价值一元论”者，只不过认为自己代表了“真理和正义”，“绝对正确”只掌握在自己手中。力求完整、统一，好像不这样做就无法掌握真理，整体与分裂是一个对立，但是越是追求完整得到的结果就越是分裂。对统一性的渴求本身就蕴含着分裂，这种对立中的分裂是一种必然：谁都想得到全部，谁都在体现深刻和极致，希望去改变对手，分裂就在所难免了。俄国有句谚语说，“当你寻找真理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你找到的时候”。对统一性孜孜不倦的追求的行为往往容易演化成激进情绪，敌对状态的价值认同似乎很大，但是行为方式却出人意料的相似，如同一个藤上的两个瓜，一个母体中诞生的孪生兄弟。

我在第一章中谈到索尔仁尼琴与俄国分裂教派传统的关系。但几乎可以说，从分裂派鼻祖的阿瓦库姆与尼康开始就是如此——这两个人虽然截然对立，但是在强调俄国教会独特性与优越性方面是一致的。尼康主张融入东正教世界体系，从而确立俄国教会的世界东正教领袖地位，阿瓦库姆则主张保持自己固有的宗教传统，避免使俄国沦为拉丁化世界的附庸，以俄国的特色和精神来影响世界。尼康主张强力介入外部世界，以扩大“第三罗马”的影响，阿瓦库姆则以远离世界、保持“第三罗马”的独特纯洁性来维持其强大。两者的目的差异并不大，但实现的方式竟导致了如此尖锐的对立，而且这一对立就是250年，一直到当今的俄罗斯，俄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对立阵营莫不如此，所不同的是一个当政在台上，另一在野在台下，但是如果反过来在野的一方当政，他们仍好像不会反思，心理结构依旧，思维方式依旧，只会以更激进的报复行为来加快下一次的轮回。从“第三罗马”到它的共产主义化身的“第三国际”，在追求完整性上是何等相像，这种强大的自然力左右了俄国几个世纪，它的震荡效果在近日俄罗斯依然发挥着作用。到头来倒是不去追求统一性完整性的松散的“第二国际”的思想与行动的传承倒是绵延不绝。

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张力，他们之间的群体隔阂和对立，导致了一个相互割裂的“断裂层”，形成了40-50年为一轮循环周期，19世纪30-40年代是贵族知识分子的天下，60年代新生代登上历史舞台，接下来的70年代的民粹派，80年代的民意党，都可以看作是其后继者，90年代自由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聚集在“西欧主义”的大旗下，并且形成两者之间的“文字联盟”共同对付民粹派，成为一个完整地轮回。再后来的革命的爆发以及平民这一支脉民主主义的胜利，都可以说是这两种力量在思想史上的较量结果。乃至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的民粹主义化，《路标文集》的“寻神派”的回归，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是指托尔斯泰之后到十月革命前，或者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20年代的苏维埃文学中间的这一阶段。由于俄国革命并没有完全斩断《路标文集》等具有贵族气质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和惯性，所以有人认为“白银时代”的特点是过于关注自我，过于贵族气了。]再次大热，仍可以窥见到这两支文化传承的历史钟摆的回荡。看来康德拉基耶夫创建的经济学“长波理论”[ 康德拉基耶夫认为，俄国经济大约有一个“波长”为53-56年的周期，然后进行轮回。]移植到思想史上也未尝不可，如果从“长时段”观察，就常常有似曾相识或新瓶装旧酒的感觉。不禁使人感叹，俄国知识界何时才能摆脱这种两极震荡的局面呢？

俄国知识分子追求不同的矛盾性以及精英层轮回的张力，形成了一个不断面临选择的“难题”。俄罗斯文人性格上的分裂，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双重人格”，无时不在矛盾中挣扎：接受西欧的启蒙思想，又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维护俄国的传统文化，又为俄国社会中严酷的不平等痛心疾首；宣传人类博爱的同时，又克制不住对强权的向往；对“虚伪教会”和宗教本身常常充满义愤，但又人为地制造出来一个“伪上帝”；在极端的“拜民政治”中体现的却是“英雄领导群氓”对愚昧底层利用的精英思想；……。很多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至今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知识分子之间两种不同类型的“二元张力”的“死结”仍没有解开，然而今天的矫枉过正的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明天事物的尺度。有些文化决定论者感慨，在俄国这块现代与传统之间拉锯的“广袤森林”中，真有什么“神秘自然力”吗？否则俄罗斯为什么就走不出历史轮回的怪圈呢？它是在为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经验呢？还是在向世人警示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