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人”的终结与“历史的回声”

但和此前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十月革命后的“新民粹派”已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独立的组织活动，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的，它只是一种思想学术和具体事务上的流派。但是这种状况也没有持续几年，很快便被斯大林的社会改造浪潮吞噬。1929年，党外经济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开始清洗，1930年，在由新经济政策向斯大林模式的“大转变”和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高潮中，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党”——“劳动农民党”，新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在其中。恰亚诺夫等15名学者在没有公开审判的情况下死于非命。[ 这些人没有一个活到1987年平反时，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死得不明不白，甚至卒年都不详，是否都有正式的死刑判决也不详，但是他们自此便从人间蒸发了。]至此，“第三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俄国的试验不仅彻底失败，他们的个人生命也悲惨地结束了。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主要目的”的俄国原来传统的知识分子含义，成为一种近似于现在“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内容、或具有NGO组织的某些活动模式。在1930年“新民粹派”被处决之后，俄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不复存在了，标榜独立于“政府与革命政党”之外的“第三种人”也统统被纳入苏维埃国家体制。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俄国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以后，俄罗斯大地上才又出现了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主义”、麦德韦杰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反对派知识分子群体。

总体而言，苏联剧变以后流亡在外的别尔嘉耶夫等人以及索尔仁尼琴基本上继承的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剧变”前后，俄罗斯社会与思想界对从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列宁主义的这一传承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反思，自由主义则一度成为主流后又因经济转轨中的挫折而再度衰落。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则因为政治倾向模糊能为各方所容，并且因做了大量“实事”而获得好评。社会舆论认为，应给予为创建俄国现代社会作出努力的“第三种力量”以应有的评价。剧变之前索尔仁尼琴对具有俄国自治局传统的“社会工作者”颇为赞誉，1994年回国的索尔仁尼琴就力图想与这种传统的对接，他呼吁俄国知识分子重新掀起做“具体实际工作”的“第三种人”浪潮，并且他自己还创办了一份“地方自治通报”的杂志。目前从投身政治的“顾问”和政府谋士以及科技工作者分化出来的“第三种知识分子-社会学工作者”近年来与世界非政府组织接轨，又以更广泛、更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他们从理论资源的汲取中和实际操作上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一百多年前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