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回到波兰尼的两个主轴，来结束这篇序言。其一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并非只是另类经济体，它们实质上代表着背离自由政治的传统。但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在市场社会无法运转时，脱颖而出。”新自由主义的巅峰期大约是1990-1997年，时值柏林墙倒塌，而世界金融危机尚未发生。有些人甚至辩称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就已证明市场经济与自律性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认为这个推论有误。毕竟在当时所有发达国家中，到处都有抗拒里根及撒切尔（Reagan-Thatcher）自由市场教条的动向，并代之以“新民主党”（New Democrat）或“新工党”（New Labor）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市场论点曾提出的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冷战期间，先进工业国家不敢放手采用这些可能会对贫民造成重大伤害的政策，因为在东西分裂的冷战时期，若是西方国家失败，就会将其他各国驱赶到东方阵营。但是，在柏林墙倒塌后，这些国家已别无选择，即便是风险甚大的政策，也可肆无忌惮地加诸贫民头上。不过，这种观点不但无情，也很反智。因为实际上在排除那种不为多数人服膺的市场经济后，仍有一些并不令人欣赏的措施成为选择。一个号称自律性市场的经济，可能演化成为黑手党资本主义及黑手党政治体制。不幸的是，在世界许多地方，这已成为事实。

波兰尼视市场为广义经济体的一部分，而经济体又是更广义社会体的一部分。他认为市场经济并非终极目标，而是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吾人常误以为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是改革的目标，也因而制定各种量表来评断各国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这完全无视私有化其实只是便宜行事的事实，即将公有财产私下转让给亲朋好友，然后等着他们回报贿赂。但我们从未见过任何一种量表，来记录有多少人被推入贫困，有多少工作被减裁，或暴力的提升，或不安全感、无力感的提升。波兰尼关注的其实是更根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