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阶级也赞助土地之流动的需求。当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英国政治家，反对《谷物法》——译者注）宣称农耕是一种“企业”，破产必须清算时，英国的地主们为之震惊。当工人阶级发现自由贸易政策会降低食品价格时，他们马上转而支持它。工会变成反农业主义的大本营，革命的社会主义更把全世界的农民冠上反动分子的帽子。国际分工无疑是一进步的信念，其反对者大都来自那些因缺乏天生的智慧或因既得利益而影响其判断能力者。少数特立独行而无私的人，虽然能看出不加限制之自由贸易的弊端，但却因人数过少而无法产生任何影响。

虽然他们的影响力没有被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事实上，19世纪西欧之地主们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和中欧、东欧之封建生活方式的遗存是很容易用那些延缓土地之流动化的力量的重大保护功能来解释的。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是：一旦欧洲大陆的封建贵族放弃了他们祖先遗留下来之军事的、司法的、行政的权力后，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在中产阶级国家中维持其支配力呢？“遗存”理论（theory of“survivals”）经常被引用来作为一个解释，根据这种说法，由于惯性的功效使得一些没有功能的制度或特征继续延存下去。然而，更真实的说法应该是：没有一个制度曾经苟延过其功能——当它看起来是如此的时候，即是因为它在其他功能，或那些不需包括原有之功能的功能上发生作用。因此，只要他们对一个目的——抑制土地之流动的灾害性后果——还有用，封建主义和地主保守主义就会保有他们的势力。这时，这些自由贸易者却忘了土地是国家疆土的一部分，这种国家主权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仅是情感结合的结果，而且还包括其他各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在内。“农民与游牧民族不同的是：他们致力于改善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努力的话，人类的生活必定还很原始，而且与动物相差无几。那些人们努力建造、开垦的固定物在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大啊！它们——开垦、耕作的土地，房屋，其他的建筑物，交通的手段，生产所需的各种工厂，包括工业与矿业——都是把人类社群联结在一起之永存的、确定的改进。这种进展不是临时搭凑出来的，而是要经过许多代人之耐心经营才有的成果，社群也不能轻易将之牺牲而在别的地方另起炉灶。因此国家主权的地域性特征渗入了我们的政治概念。”在一整个世纪里，这种浅而易见的真理却受到人们的嘲笑。

为了要把隶属于土地及其资源之完整性的安全防御条件包括进来，经济学的论辩很容易被扩张，这些条件就如人口的活力，食物供应的多寡，战略物质的量额与特性，甚至森林的滥伐、土壤的侵蚀及沙尘暴对气候产生的影响，这些最后都依土地这个因子而定，而没有一个是因市场之供求机制的。一个全然依赖市场功能来保障其生存之需要的体系，其信心自然转移到那些在市场制度之外，而却足以保障受市场制度损伤之公共利益的力量上。这样的一种看法和我们对阶级影响力之真正来源的判断——我们不用反动阶级之（未解释的）影响力来解释当时违反一般潮流的发展，而是用他们代表看似相对于社群之一般利益的利益这个事实来解释这样的阶级的影响力——相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经常受到保守政策的帮助这一点提供了另一个真实情况的说明：各阶级从他们对公众提供的服务里取得不相称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