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纳姆兰法案》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支配乡村的士绅们在这个方案中找到了一个降低农村工资上升，并避免农村生活结构崩溃的妙方。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个政策必然造成极端不良的后果。但是，除非这样做能帮助英国对抗工业革命所卷起的风暴，否则这些乡绅们是无法维持其政策的。

在欧洲大陆上，农业保护主义是一件必然的事。但是当时最有生气的知识分子都从事于一种冒险，这转移了他们的视角而无法看出农村危机的真正意义。在这种情形下，代表农村利益的保守阶级就能取得较其人口比重为大的影响力。保护主义的反潮流确实成功地稳住了欧洲大陆的乡村，并且削弱了迈向城市的趋势——城市是当时的罪恶之渊。守旧势力是一种社会有用之机能——这是碰巧完成的——的受益者。相同的机能容许欧洲的守旧阶级利用传统的感情来抗拒农业税，也是半个世纪之后美国田纳西流域计划及其他进步的社会措施成功的原因。在新大陆有益于民主之同样的需要，在旧大陆却加强了贵族的影响力。

和土地之流动相对照的是自由主义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这构成19世纪欧洲大陆之政治史的社会学背景。在这一斗争中，军人与较高级的僧侣是和地主阶级联盟的，后者几乎已经失去了它在社会上的直接功能。这些阶级现在对于困局——这是市场经济及其必然结果的立宪政府所导致的——的任何保守的解决方案是有所裨益的，因为他们在传统上和意识形态上并不受公众自由和国会统治的束缚。

简单的说，经济自由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国家制结合在一起，而保守的地主们却没有——这就是他们在欧洲大陆上有不变之政治重要性的源泉。它在俾斯麦统治下的普鲁士政坛上产生激流，在法国助长了教士及军方的报复性行动，在哈布斯堡王朝确保了封建贵族对皇室的影响力，使教会与军方成为崩溃中之皇权的保护者。由于保守势力的政治延续，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称决定性的两代人之后，土地与地产现在被认为是偏向保守的。而18世纪英国托利（保守）自由贸易者与农业的先驱者，以及都铎王室时期的土地垄断者和他们从土地上赚钱的革命性方法都被忘掉了；由于农业部门的持久落后，使得现代心灵也忘了法国与德国的重农主义地主们如何热衷于自由贸易。斯宾塞就简单地把军国主义与保守反动视为同样的事。最近日本、苏俄或纳粹的军队在社会上的适应性与技术上的适应性，对他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样的想法当然甚为肤浅。市场经济在工业上的惊人成就是以牺牲社会的代价换来的。因此，封建阶级从鼓吹土地与其耕作者之重要性这件事中找到机会争回一部分失去的权力。在文学的浪漫主义里自然与过去相结合；在19世纪欧洲大陆的农民运动里，封建势力将自己装扮成人类之自然居所——土地——的保护者，而恢复其过去的权位。但如果不是社会危机迫在眉睫的话，他们的政策必然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