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通过谷物法时争取到的自由贸易，在80年后又重起争端，而这次却失败了。专制政治的问题从一开始就阴魂不散地纠缠着市场经济。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试图借着驱除战争的威胁来克服这个阴魂，并天真地将他们的论辩建立在一个无法摧毁的市场经济之上。当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论辩仅足以言明：将世界和平寄托在自律性市场这种脆弱的制度上，其危险性有多大。20世纪20年代的独裁运动在本质上是预示性的：它指出在一种秩序消失时需要一些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明白地显现出危险所在，而人们仍不知警觉地依此行事；但因为他们晚了十年才这样做，因此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联过度地降低了。许多当时的人认为：“为什么要以过去的危险来保护自己呢？”这一错误的逻辑不但混淆了我们对专制政治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混淆了我们对法西斯主义的了解。事实上，这两者都可以用一事实来解释，也就是说一旦人们接受了危险的印象后，只要危险的原因没有消除，恐惧就仍然潜伏着。

我们认为欧洲各国从未克服战争经验的冲击，战争的经验意外地使它们面对互相依赖的危险。人们徒然无益地重建贸易，徒然无益地召开许多夸示和平牧歌的国际会议，许多国家徒然无益地宣布贸易自由的原则——没有人能忘掉除非他们拥有自己的食物与原料资源，或者得到武力的保护，否则健全的通货与信用都不能把他们从无助中拯救出来。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基本的考虑所产生的社会政策更具逻辑的一致性。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为什么要期待恐惧会平息下来呢？

相似的谬误蒙蔽了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者——他们占多数——他们形容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全然没有政治常规的变异种。他们说墨索里尼声称在1923年避开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史料却指出在前一年3月，罗马的罢工浪潮已经退潮了。他们承认武装工人确曾在1921年占领过工厂。但是这时工人早已从他们设防的墙上爬下来了，因此又凭什么要在1923年解除他们的武装呢？希特勒声称将德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手中拯救出来。但证据不是显示在他当总理之前的失业浪潮在他掌握权力之前就已退潮了吗？主张他避开了当他掌权时已不存在的危机是不合因果律的，而因果律在政治上仍然适用。

实际上，战后德国与意大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但当时确实显示出在面临危机时，工人阶级及其工会与政党有可能抛弃保障契约自由与私有财产权至上的市场规则——这可能对社会产生极端不利的后果：阻吓投资、预防资本的累积、把工资保持在无利可图的水平、使通货陷入险境、逐渐损坏国外信用的基础、削弱信心并使企业瘫痪。社会潜在之恐惧——在紧要关头时它并发为法西斯主义的恐慌——的根源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这个虚幻的危险，而是工人阶级能去推动可能招致毁灭之干涉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对人与自然的危险是无法清楚分开的。工人阶级与农民对市场经济的反应都导向保护主义，前者主要是以社会立法与工厂法的形式来导向保护主义，而后者则以农产品税与土地法的形式。但两者之间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在面临危机时，欧洲的农民会起而捍卫市场制，而工人阶级的对策则会危害它。在这种先天不稳定之制度中，由这两派保护主义运动所引起之危机发生时，与土地有关的社会阶层倾向于与市场制妥协，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则毫不畏缩地破坏市场制度的规则，并彻底地向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