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疯狂的土地均分运动是基于政治原因而给予农民阶级特惠照顾的一个旁证。从芬兰的拉普族（Lappo，北欧的游牧民族，分布于芬兰、瑞典与挪威北部之北极圈内，相传是从中亚移居到此地，饲养驯鹿为生——译者注）运动，以至于奥地利的回乡运动（Heimwehr），都证实农民确实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使他们在政治上举足轻重。有人认为战后前几年缺乏粮食，主要就是由于农民的社会地位上升过快，但是实情并非如此。例如，奥地利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就对进口的粮食征收关税而降低其食物的标准——虽然它在粮食上极端依赖进口。虽然农业保护主义意味着城市居民的不幸，以及外销工业之不合理的高生产成本，但是农民的利益却不惜任何牺牲地受到保护。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以往卑微的农民阶级这时已经上升到高过他们实际经济重要性的地位。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是促成农民政治地位高涨的力量。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恐惧并不是害怕工人阶级专政——当时并没有工人专政的蛛丝马迹出现——而是害怕市场经济的瘫痪，除非是把所有可能被迫取消市场制度之规则的势力都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由于农民是唯一能除掉这些势力的阶级，他们的声望就很高，而且能将城市中产阶级掌握在手作为人质。但是一旦国家的力量强化了，或法西斯分子将城市低层中产阶级武装起来以后，小资产阶级就从对农民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了，而农民的声望地位也随之迅速跌落。一旦将城市及工厂的“内在敌人”中立化或降服之后，农民们的地位就被降回到他们以往在工业社会中的卑微位置。

但是大地主的势力却并没有随之下降，一项对他们有利的因素是农业的自给自足在军事上日渐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般民众了解到这个基本战略的事实，而对世界市场之轻率的依赖现在已经被一种惊慌的食物生产能力之囤积所代替。战后中欧始于对布尔什维克之恐惧的“再农业化”是完成于专制政治之征候出现时，主张这种措施者除了以“内在敌人”来加以论辩之外，现在又上了“外在敌人”的说辞。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和往常一样，认为这只是一种由健全之经济教条所引起之浪漫的错乱而已，事实上，即使是心智最简单的人也可以感觉到在国际组织体系面临解体之际，巨大的政治事件是和经济上的考虑不相关的。日内瓦（指国联——译者注）继续试图使人相信它在为对抗一个假想敌而奋斗，只要各国行动一致，就能重建自由贸易，而对每个人都有利。在当时那种易于使人盲从的环境下，许多人确实相信只要能解决经济问题（不管其意义是什么），不但会解除战争的威胁，而且能永保和平。百年的和平在这时已经产生了一种难以克服的错觉，并掩盖了事实。那个时期的作家都是出奇的不切实际。汤因比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狭窄的偏见，米塞斯将主权视为一种荒谬的错觉，而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生于1874年，卒年不详，英国国际主义者，积极反战，1933年得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则将战争视为一商业上的错误算计。此时对政治问题本质的认识降到了难以想象的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