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即德国占领匈牙利的那一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塑造作用。我们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奋力地同邪恶势力作斗争，虽然那股势力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最后还是胜利了。我们不仅幸存了下来，还成功帮助了很多人。对于我们而言，规模空前的灾难变成了令人兴奋的冒险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的父亲蒂沃道尔·索罗斯曾写了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回忆录来讲述1944年在匈牙利这段惊险刺激的经历。这本书的名字是《化装：在纳粹占领下的匈牙利与死神共舞》（Masquerade: Dancing around Death in Nazi-Occupied Hungary），由纽约Arcade出版公司出版。这激发了我的冒险精神，而且在我父亲的英明指导下，我还学会了如何应对风险，即探索可能达到的一切极限，而不越过极限。在艰难的现实面前，我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而且乐于处理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对我而言，我一直都清楚地了解助人为乐的积极内涵，但是长期以来我几乎没有机会付诸行动。

经历了战时及战后初期的种种惊险，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变得枯燥乏味，死气沉沉。匈牙利被苏联军队占领了，而且共产党的统治得到了巩固。我想离开这里。在父亲的帮助下，我终于成功离开了匈牙利。1947年9月，我动身前往英国留学。

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让我深感失望。我当时才17岁，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日子孤单而悲惨。我设法半工半读，但这段经历很不愉快。当时，凡是父母居住在伦敦的学生，都可以从郡议会那里领取一笔津贴。而我却无权领取，因为我的父母不在伦敦居住。当时半工半读的人还很少，而我却不得不选择这条道路。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曾两度接触到慈善事业，而这两次经历却扭曲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对慈善事业的态度。我到达伦敦之后不久，便求助于犹太人监护委员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资助。然而，他们却拒绝了我，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指导章程仅仅规定资助那些学习贸易的年轻人，而不是资助所有的学生。我当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我利用圣诞假期在铁路上做搬运工，却不幸把腿摔伤了，走出医院的时候我还拄着拐杖。我想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向犹太人监护委员会寻求资助。我拄着拐杖爬了两段楼梯，来到这个机构的办公室，请求他们暂时帮帮我。他们这一次又是故技重施，说什么只资助实习生，但是他们无法不管我。他们给了我3英镑，这还不够一个星期的生活开销。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每一次为了领钱，我都不得不拄着拐杖爬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