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请来了西方的法律专家，以协助制定民事法典。但是我对西方政策的影响能力远不如我的基金会对苏联的影响力。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东西方在认知上的差异。东方正在经历系统性的崩溃，而西方的一切一如既往地正常运作。当我于1989年在波兹坦（当时还属于民主德国）的东西方会议上提出新的马歇尔计划以拯救苏联时，却遭到了嘲笑。（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这个建议受到了嘲笑。）

苏联体制迅速地崩溃了，引领苏联从一个封闭社会转变为开放社会的任务绝非我的基金会单枪匹马可以完成。相反，基金会自身也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陷入了困境。我们发现基金会的一些官员很腐败，但却失去了改组领导层的宝贵时机。如果基金会正常运作，我们会取得多大的成就，又有谁会知道呢？

当时，我深陷政治动乱的风口浪尖。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不同派别的经济改革者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而我同他们中的每一派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走得很近。他一直信奉的人生信条与我父亲的信条颇为相似，即在革命时代，一个人必须尝试去做不可能的事情。他是500天计划（500 Days Program）和沙塔林计划（Shatalin Plan）背后的真正力量。这些计划试图以欧洲共同市场之类的经济联盟替代苏联。我请来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为他提供咨询，结果这些经济学家被反对亚夫林斯基的那一派改革者逮住了，并在一处乡村别墅被软禁了一天。最后，我把亚夫林斯基及其团队带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召开的年会上。他们正在努力同反对他们的人达成共识。尽管我给他们争取到了列席会议的机会，但他们还是空手而归，而且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们的经济改革计划，而是选择了不太激进的计划。之后不久，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丧失了权力。

此时，柏林墙已经倒塌了，苏联帝国解体了。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之后，我迅速在多个国家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1989年圣诞节前夕，我刚好在布拉格。我从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代总统马瑞安·恰尔法那里了解到，他已经决定将权力和平移交给瓦茨拉夫·哈维尔。哈维尔本人之前对此也并不知情。1990年1月初，也就是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后不久，我到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我发现这座城市处于被包围状态。于是，我便从布加勒斯特动身前往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以期在保加利亚设立基金会。我还在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来回奔波，并在它们获得独立之前建立基金会。

我的乌克兰之旅特别值得怀念。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该国文化领域的精英们举行了一个会议，他们围绕着基金会的工作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建议。我发现他们都不切实际，而且直言不讳地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想法。在会议接近尾声之际，我就我的消极反应向他们道歉。虽然我否定了他们的提议，他们却毫不介意。他们告诉我说：“你不知道有人直截了当地说‘不’是多么令人耳目一新。我们的政府总是说‘是’，但是他们什么也不做。”这件事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从那以后，如果我发现有不切实际的提议，我会立刻将其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