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地区有数千个这样的国家机构：在这里，大量的精神疾病患者在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状态下度过自己的一生。大约30岁的M女士就是在某一个这样的机构里被怀上和抚养的。她生活的机构名叫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Demir Kapiya Special Institution），位于马其顿南部，靠近山脉之间的一个裂谷，瓦达河经过这道裂谷，一路向南流向希腊。

M女士的母亲怀她的时候，她的父亲还能坐着轮椅吃力地在病房里来回移动，她的母亲也能够在地板上拖着沉重的步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在她母亲怀孕6个月的时候，病房的护工才发现这一情况。当预产期来临时，一名社工开车将她母亲送到了一家妇产医院。婴儿时期的M女士在孤儿院度过了3年，后来医院的工作人员报告说有迹象表明她也患有精神疾病。于是，她被转送到了这家收容所，被安排在儿童病房，但是床位距离父母的床位不远。

M女士学着同周围那些吐字不清、费尽气力才能说个连贯句子的人交谈。一个护工成了她某种形式的教母，有人给她带来一辆粉红色的自行车，但是没有人请任何理疗师或语言治疗师来为她治疗，没有人想过让她去上学，没有人登记过她的出生情况，没有人告诉过她其实她并不穷，也没有人告诉她，在外面她还有一个叔叔。当她去看望父亲的时候，没有人向她介绍自己。在我们前往访问的那些日子里，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把M女士藏了起来。

在被送进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之前，“准居民”应该被诊断为患有严重残疾。M女士曾经看到过很多卧病在床而无法自由活动的孩子，他们每天只有盯着四周的墙壁而无可奈何。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摇头或翻动身体。别人触摸他们时，他们会做个鬼脸，也许这就是一个微笑。他们发出的咕咕声、呀呀声以及啊啊声表示他们试图说话。

M女士的父母患有严重残疾，他们四肢弯曲，说的话也只有M女士自己能听懂。这栋楼里的其他成年人也一样是严重残疾人士，包括被安排在顶楼的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收容所不允许外人访问这些顶层的人。一个由医生、护工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的官方委员会负责确定收容对象是否为“严重残疾”，是否要把他们终生关押在这个收容所里。

在有些情况下，比如M女士的情况，委员会成员就不会考虑“严重残疾”的判定标准。M女士虽然说话含糊不清，但是能说出简单的、有连贯性的句子，她还能跳马其顿的圆圈舞，而且步调丝毫不乱。这个收容所的另外一个“居民”B女士是一个小儿麻痹症的受害者，也是M女士的朋友。B女士教M女士如何使用缝纫机锭子、缝衣针以及线轴，如何制作衣服之类的事情。也许收容所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认为M女士和B女士实际上属于这里，也许谁也不会想到M女士在这里度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居然想要离开这里，也许谁也不会想到收容所外面居然还有人会发现M女士的存在，或者会发现她和B女士以及其他病人并不是严重残疾。收容所里的病人死后埋葬时也要与社区的其他人分开，只是被埋在当地墓地中一个孤零零的、杂草丛生的角落，然后就被人遗忘了。也许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中谁也想不到M女士等严重残疾的或者不是严重残疾的人会有其他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