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肃杀之气的1927年1月5日，蔡元培与马叙伦乘船抵达宁波。

此行是因为国民政府任命他做浙江省政治分会代主席后，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成立浙江省政府，让他到宁波考察。不料下船之后，宁波街头到处都是刚反正的周凤岐溃兵。为了安全，他们忙避至象山，然后渡海到福建，一直到阳春三月江南草长之时，才返回上海。

再到福州，何应钦率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刚攻克福州。何应钦得知“党国元老”蔡元培到福州，即设宴为他洗尘。然后声望极高的蔡元培分别被请到革命军和福建省国民党党部演讲。

正巧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到福州购买书籍，从报上得知自己就读北京大学时的校长、恩师已到闽，便请校长到风光秀美的厦门小住几日。到了厦门，蔡元培见厦门大学正在闹学潮。校内的北大毕业生们纷纷看望老校长，交谈中，蔡元培已听出，此次学潮与鲁迅的支持有关。

尽管校长林文庆已到新加坡向创办厦大的林嘉庚告急，校方仍热情隆重地宴请了学界巨擘。宴席上，应邀的顾颉刚坐在蔡元培身旁。宴会间，学潮是免不掉的话题。

查是年1月2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其中说，“我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1月5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有这样很耐人寻味的话：“我好像也成了偶像了，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现在看来，还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时，这才能够罢手”。

1月8日鲁迅在《致韦素园》信中说：“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联系以前他在《致许广平》信中，说在厦大“国学院里的，朱山根（原信作顾颉刚）是胡适之信徒，另外两三个，好像也是朱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什么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

读鲁迅先生的这几封信，有助于了解鲁迅与厦大的学潮的关系。

就在结束厦大宴请之后，下午蔡元培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在谈到浙江的革命事业落后，他竭尽全力，四处奔波、力排万难仍无起色时，已年至六十的老人，泪如雨下。

在场的浙江同乡姜绍谟，追随蔡先生多年，深有感触。他是1924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在杭州的好友马叙伦与夏超交情很深，便鼓励马叙伦顺利策反了夏超，但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殉职道中。姜绍谟随蔡元培一路逃难。

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带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绍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风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