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开始，中国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究其原因，就业人数过于充沛，即劳动力供大于求以及政府对资方的政策性倾斜是两种比较被普遍认可的观点。

成本的特点，决定了各种政策的资本倾斜性，并形成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改革开放初期，资本极度匮乏，而劳动力充盈，几乎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为拉动经济增长，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向资本倾斜，资本决定收入的格局由此形成。政策对资本的宽容与大度，使得资本的贪婪更加肆无忌惮，可随意压低劳动力成本。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资本急遽积累，而劳动力供给则相对短缺。然而，资方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然形成，倚重资本的政策惯性还在延续，资本伸展拳脚的空间依然很大，而劳动力则显出“人微言轻”的态势来。

2008年，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出版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继续走继续失去”，人们突然意识到，走在一个“流汗不值钱”的价值模糊时代，连“勤劳致富”的古训也会气结：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时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再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反过来的。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使国富民穷的局面会越来越恶化。

关于劳工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者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是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样。但是在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连自己去结社的权利都没有，那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的结盟形成一个群体，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来组织一个越来越大的公司，而在职工这一方却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

初次分配格局是决定国家繁荣与否和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例平均不到10%，而发达国家要占到50%左右。中国拥有最多，也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这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人力资本优势。付出相同的劳动，中国劳动者比西方劳动者拿到的工资要少。转来转去，又转回人口红利的圈子。2007年，社科院发布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提出企业利润增加这一欣欣向荣的局面背后，是职工低收入的暗淡。方方面面盯着的利润表以绝对性的优势压制不受待见的工资表。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从53.4％减少到41.4％，而企业营业余额在GDP中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还是企业利润的2.4倍，而到2005年就降到企业利润的0.43，而同期工业企业利润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3％提高到了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