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这样分析：

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国家税拿一部分，现在拿得越来越多，企业的投资所得并没有下降，所以劳动所得就越来越少。那么，如果劳动所得比重要提高，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会得到有效的抑制。在发达国家，一般来讲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里面所占的比重起码在55%以上，我们现在不到40%，那就可以想象一下，按照2008年GDP 30万亿来算，差10个百分点就是3万亿元。要给我们涨3万亿的工资，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遇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市场的闸门打开，对利润的追求从涓涓细流到奔腾激荡，却把对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保障抛在后面。大量企业自行为劳动力估价，而被利润驱使，又有劳动力充足垫底，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新式“周扒皮”，不仅懂得半夜鸡叫，更明白如何钻营取巧，如通过拒绝向员工提供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变相节省人力成本。

与强势自作主张压低员工工资的资方相比，劳方则处于弱势。经营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寄希望他们有一天“慈悲大发”是痴人说梦。让劳动者欣慰的是，随着劳动力红利的消失，资方“一言九鼎”的日子渐成明日黄花，劳方工资终于慢吞吞爬出谷底，划出上扬的曲线。

同时，行业差距也被学者们看作中国基尼系数偏高的重要贡献者，各行业收入参差不齐，部分行业的收入远高于其他行业。在2011年12月1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提供了这样的数据：

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759元。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2倍左右。企业间工资差距更大。2010年调查上海某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为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合计35.75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

从行业特点看，“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给业”等行业员工收入明显偏高，而这些行业普遍具备国有垄断性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对垄断行业的利益触动较小，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仍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稳坐“高收入”钓鱼台。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某些行业工资过高并非垄断的必然结果。然而，阶层流动的板结性，尤其代际传承的痕迹过重，导致就业门槛高高竖起，使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此外，本应全民共有的国有资产，我们实际上并未拿到分文。

2009年4月19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公布数据，2008年140多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652.9亿元。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5月29日公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有47家企业入榜，企业总市值超越了日本和英国。2009年，国有土地加上国有资产，总产值约79万亿元，被13亿人一平均，每个人在2009年竟有6万元的国有资产。

不过，国有资产就是国有资产，归根到底还是国家的，虽然结算到个人头上的是6万元，但实际上我们在算家庭收入时，根本不会将这6万块纳入收入之列。这6万元，买不了面包、鸡蛋与肉，买不了房子，也不能做投资，更没有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