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点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农民如果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不会造反，农民希望有一个稳定平安的生活，能够维持下去就可以了，只有实在受不了才会被迫起来造反。农民起义规模很大，是一个群众性运动，不是少数人挑起来的，实际上是王朝末期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追究战争责任，与其说全归罪于农民，不如说剥削者、统治者要负主要责任。

第二，农民战争是很残酷，但是打仗是双方面的，镇压起义的统治者并不比起义者更“仁慈”，其残酷更有过之。明末战乱中有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之说。唐朝末年诗人韦庄写了一首诗《秦妇吟》，里面讲到黄巢起义打下长安以及后来战乱的情况，讲到一个流浪的老头儿，说他当年家境很不错，可是现在是“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原来家里丰足得很，有很多财物、粮食，黄巢起义军打过去也抢了，还留下一些，后来附近驻扎的唐朝官兵每天到村子里翻箱倒柜什么都抢，官兵“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结果“家财既尽骨肉离”，原来很富足的小地主财产全没有了，妻离子散，“今日残年一身苦”。所以“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是一个通常的写照。

第三，旧王朝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而且并无愿望与能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才有可能改变旧的黑暗的统治，给新兴的势力扫清道路，创造条件。这里正体现了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当然，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势力，并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只能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旧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继之而起的还是封建王朝，这是农民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其他两个途径，“禅让”纯属掩耳盗铃，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少有兴革，为政多是“率由旧章”，并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

北方民族取代旧王朝完全凭借武力，其压制破坏相当重而且难以持久。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如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凭借武力打来打去，最后维持不了多久纷纷垮台。元朝维持时间稍长一点，100年多一点。唯一例外是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维持将近300年，在中国王朝史上比较久，这个王朝有些特殊。清朝统治比较有章法，在民族关系上处理得一般还可以，很多措施比较积极。所以新旧王朝的交替，三种途径情况不都一样，很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