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过大战乱以后建立的新王朝面对很多新问题，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地主统治者跟农民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跟北方民族的矛盾。这三个矛盾如果新王朝处理得很好，局面就会改观，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如果不好好处理就会引起社会大动荡，引起王朝很快灭亡。章士钊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中的《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一文、台湾学人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的“瓶颈危机”一节都指明了这一点。

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里说：

自生民以来，中国一治一乱循环无已，不论何代，开国以后，迟或百年，少则数载，政治必趋腐朽，积渐以至于亡，其所以然，乃在不解防微杜渐之术，此固不廑中国然也。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中“瓶颈危机”一节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发过致命的政治灾难。

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时，也就是，当夏王朝开国后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开国后也是四十年左右时。夏王朝政权接连被后羿和浞夺取，商王朝政权也落到伊尹之手。结果虽然传统的当权人的后裔取得胜利，但已经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而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稳的可以得到胜利。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个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的50年左右，或者它传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所谓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为了加强印象而设，当然不会有人机械地去解释。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同新王朝，农民同地主间的矛盾。因为旧王朝旧统治者极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上打仗，所以农民起来反抗，矛盾非常尖锐激烈，但是仗总有打完的时候，最后局面改变，统治者和农民、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开始趋于松弛、趋于缓和，如果这时新统治者接受过去的教训，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局面就会有些变化。

新王朝缓和矛盾的政策大体上有这么一些：

第一是轻徭薄赋，减少对农民的赋税和徭役，与民休息，老百姓可以稍微安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战国时候农民田税是收获的十分之一，秦始皇的时候很重，“收泰半之赋”，还有一种说法叫“头会箕敛”，数人头交税，用簸箕掠取粮食，就像《秦妇吟》里“罄室倾囊如卷土”一样，全部拿光。西汉刘邦建立政权，天下穷得要死，田都荒了，老百姓没粮食贮存叫“民无盖藏”，统治者也穷，皇帝出行要讲排场，四匹马拉车，可是“天子不能具钧驷”，就是要找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拉车都找不到，“而将相或乘牛车”，下面的大臣将相出门只好坐牛车。所以汉高祖以后把赋税减到十五分之一，后来文帝减到三十分之一，甚至于有十几年不收税，老百姓就舒服了，可以慢慢恢复生产。景帝正式定了制度三十税一，西汉一直下来都是这样，东汉也这样，赋税负担相对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