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上古文化的丰收季节

《淮南子》和《史记》是汉武帝时代的两座文化丰碑。

《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的。据《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汉武帝喜欢好文章、好诗文，对叔父刘安十分尊重，每次给刘安回信的时候都很谨慎，都会让司马相如等人来帮着看一看，润色一下，方可发出。每次和刘安相见，也交谈得非常欢洽，有时会谈论得很晚，甚至忘记了休息。

《淮南子》一书，可以看作西汉前期思想的总结。《汉书·艺文志》将它列为杂家，其实这部书大体还是具备完整的体系的。《淮南子》继承了汉初黄老之学的一些文化精神，积极提倡“无为”的文化原则，这是和汉初政治文化形势相一致的。它说“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原道》）。我们今天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就是少一些扰民的举措，少一些折腾，让社会自然地前进，自然地发展，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意识。其实，《淮南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说凝滞不动，而是要人们注意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即所谓“因其自然而推之”。

《淮南子》一书还有非常进步的政治理念，就是强调“民本”的意识，以民意为重的思想。“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是说你要做什么事，一定要知道老百姓是怎么想的，民众是怎么考虑的，要知道他们的意图和倾向，这样做的事情才能成功。用兵打仗也是如此，“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民之为用，犹子之为父，弟之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淮南子·泰族》）。就是说用兵打仗，是为天下除害，要和老百姓一同享受胜利的果实。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像儿子给父亲服务、弟弟给兄长服务一样为你卖命。那么，这样的力量组成的军队，就像地震时候山崩一样，就像洪水来了决口冲毁堤坝一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住。这种对于民心、民利和“民欲”的理解，其实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意识。

在汉武帝时代，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是司马迁的《史记》。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2卷第656页）中写道：与一般“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不同，《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叛乱的首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为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班固评价它是“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汉书·司马迁传》）；鲁迅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