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还明确提出了“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把“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作为人君的最高准则。“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是对大道之行的大同世界的概括，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贞观时期重新提出“天下为公”，是作为一个政治原则提出来的。就是要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处理政事的时候，要以天下为公。同时对大臣也提出了“坚守直道”和“灭私徇公”的要求。古代的帝王都能够理直气壮地提出灭私徇公，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唐朝处在一个社会转折时期，处在一个王朝新建立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很多超前意识的萌芽，也就是说这些思想或制度在当时只可能短期地实现，却不能长久地实行，但却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思想或者制度。

第二，唐朝的政治制度奠定了以后历朝政治制度的基础。

隋和唐初在政治体制上有两个重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严格分开，结束了家国不分的历史，使国家形态具有了新的色彩。

第二个变化是决策由内廷走出来，由政事堂、中书省、门下省等相关部门及其官员和皇帝按一定程序完成，皇帝成为国家的最高负责人。例如唐朝的决策由宰相在政事堂讨论，讨论以后由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之后报给皇帝，皇帝批准了方可执行，不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皇帝是不能发令的。这是唐朝在政治体制上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对于政务的运行，贞观四年唐太宗与大臣谈到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时说过一段话：“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意思就是君主不要事事都管，独断专行，而是要充分发挥大臣和政府各部门的作用。

唐朝的宰相称为“知政事官”。知政事官由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以及尚书仆射等官以本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参知政事、同门下平章事等衔的这样一些人构成。作为宰相，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本部门办公。

唐初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四司，每部第一个司是本司，主管本部的政令，六部特点是编制固定、职责固定，职责之外的事情没有权力管。唐朝初年，经济刚刚恢复，边疆比较安定，政务不是很多，这种机构设置方式基本上可以满足政务运行的需要。但是到了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经济发展，政务增多，国家政务运转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空白。政治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着变革和调整。三省制在隋炀帝时最后确立下来，在唐太宗、唐高宗时发展完善。到唐玄宗初年，逐步出现了许多使职，如节度使等，政事堂演变为中书门下。

第三，唐代以考试选用官吏的制度和科举制度奠定了此后历朝培养和选拔官员制度的基础。而唐玄宗时期提出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没有担任过州县官不能担任中央的中高级官吏，也成为唐以后各朝选拔中央官吏的基本原则。

（三）对外文化交流

首先是开放的、兼容并蓄的胸怀。唐代对外交往的地区和交流的内容都有扩大和发展。把人家最好的东西拿进来，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送出去。

其次是汉字文化圈（唐文化圈）的形成。唐与亚洲各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唐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唐文化圈），确立了东亚文化的特色。在韩国的庆州，日本的奈良、京都，至今还保留了不少具有唐文化因素的或直接来自唐朝的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