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北宋的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到一起，我们会看到，其疆域的北部（除去白沟一线的宋辽分界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西北和西部边界，与东部季风区的边缘有高度的重合。东部季风区基本上是传统的农耕地带，西北干旱区则是游牧民族较为活跃的地区。这提醒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假如一方力量急剧扩展，比方说汉、唐、元代，自然地理条件则难以限制进退与对峙的态势。

宋代处于这样一个时间、空间大环境中，在当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是在周边民族、对立政权的“包围”中成长发展。宋真宗时期，北宋王朝和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之间有一次重要的战事，发生在今河北、河南交界的地方濮阳，当时叫做澶州。冲突与议和之后，双方订立了一个盟约，就是“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订盟之后即互换誓书（国书）。宋方的誓书开端就说：“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对方则是写“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这样，赵宋皇帝就承认了与他平起平坐的另一政权的皇帝。这种状况，严重地冲击了中国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秩序观。我们古代的历史上，很早就有“中国”这样的称谓，有“天下”“国家”这类说法，但那时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秩序格局的核心，是向边缘辐射延展的中心，而不是一种疆域与主权的概念。宋辽誓书中，我们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说法，而在和周边民族政权相比较、相竞争、相对立的状况之下，“疆界”之内的主权意识反而更加鲜明、强烈。这就使得宋人心目中的“中国”意识，具备了新的内涵。

在中国的历史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中国。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的历史。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并且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这一时期周边很多民族政权崛起。相对于宋朝来说，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都是在各个方面已经相当成熟的少数民族王朝，而不是附属于中央王朝的民族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核心作用和领头作用，主要反映在它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对于周边的政权和民族产生的巨大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