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朱胜非是两宋之交的人，他引前辈的一首诗，称“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也就是说，出自“孤寒”、没有家世背景的人，应该争取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求得升进的机会。北宋中期有个例子：苏轼在元祐三年（1088）的时候做科举主考官。在当时，知贡举官员一旦公布，随即就要进入贡院，以避免内外之间的请托。长期以来，苏轼门下有一些密切的追随者，即所谓“苏门六君子”，其中有一位李廌，这一年也正好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碰上了天赐良机。苏轼当时也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与弟子们共同讨论的文章，行文风格彼此熟悉，他觉得不必看见考生名字，就能知道哪篇文章出自李廌之手。但到考官判完卷子，拆号张榜，李廌却榜上无名。这使苏轼和同为考官的黄庭坚人等都感到非常遗憾，只好赋诗为他送行。制度的严格，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

正是因为制度走向严密化，科举才能成功地向更多人开放。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当然这一说法可能评价过高，但从中也可以看到那个时期人们期待科举考试制度是不顾私情、至公至正的。在科举流程中，理想的状态下，“立纪纲”即成为“召和气”的保证。

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并且得以改善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结构。我们看到《宝祐四年登科录》，是科录取进士601人，文天祥是第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根据士子们对于三代父祖的登录，有学者统计过，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尽管直系三代不足以反映整体上的家世背景，但仍可证明有“流动”现象的发生。

有学者比较过唐宋时期宰相的家族出身。唐代将近300年历史上，有369名宰相，出自98个家族；宋代320年里共有134位宰相，出自126个家族。相对于唐代来说，宋代宰相及高级官员的社会背景分布面比较宽。

社会流动是社会变迁的内容之一，而在这种变迁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也随之建立。唐代对于科举参加者的出身背景，有较多限制；而如郑樵《通志》所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到宋代，家世背景被淡化，士子有更多的机会来凸显自身能力，这种资质与能力在社会上也得到了更多的承认。

宋代的科举及第者（进士）在社会上广受青睐。宋代有所谓“榜下择婿”的说法，就是到科举考试发榜的现场去挑女婿。看中之后，高门大户、贵势豪族往往强拉硬扯。被拽住的年轻人有的很不情愿，但是面对有钱有势的达官贵族，有时候又不好推辞。《墨客挥犀》里边就有这样的故事。一位后辈青年长得风姿潇洒，考中后结果被人看上，推拥而去。周围看热闹的人挤成一片。院子里走出来一位身着金紫的高官，说是“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不丑，许配给你，你看如何？”这位青年感谢说：“我本出自寒微，有幸被高门看中是我的光荣，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看该怎么办。”于是大家一哄而散。这类故事，让我们看到进士在当时炙手可热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