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天下事：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所谓“士大夫政治”是指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形态。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11世纪的北宋时期才产生的现象。

北宋前中期开始崛起于政治舞台上的“寒俊”，是一批新型的士人。他们出身清贫，通过科举等途径晋身，参政议政，以天下为己任。像当时做过副宰相的范仲淹、欧阳修，像宋代的“儒学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这样一类人。欧阳修四岁丧父，因为买不起纸笔，只好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虀画粥，坚持学业。就是这样一批出身清苦贫寒、襟怀天下的新型士人，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出敢当天下事的气概。

说到敢当天下事，先让我们回到宋真宗时澶渊之盟的例子。公元1004年，萧太后和辽圣宗母子二人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地南下，一直打到澶州。北宋京师震动，有的大臣建议赶紧撤到金陵（今南京），有的说干脆退到四川。千钧一发之际，宰相寇准挺身而出，他建议索性调动军队迎上去，也就是御驾亲征。当时另一位宰相毕士安和一些军事将领也支持寇准的意见，于是皇帝勉强决定北上。澶州是夹河而城，分为南城、北城，黄河穿城而过。皇帝到了南城，不想再去北城，感觉前面至少还有黄河天险，算是一道屏障。可是双方军队对峙是在北城之外，寇准认为一定要到北城，才算真正抵达前线，才能“取威决胜”。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的军士看到皇帝的黄龙旗张扬在北城，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伏弩射中阵亡，影响到契丹军队的士气。于是，经过一些台前幕后的牵线，双方决定议和。

宋廷派曹利用到对方去谈议和条件，真宗的底线原则是不能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但可以给予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则命令曹利用说，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真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一数额对于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地区在和平时期会开设宋辽之间的贸易榷场，宋朝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在《杨文公写真赞》中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他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这一说法，体现出当时士大夫的忠节观，也体现出他们对于“天下”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