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阳楼记》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个人道德修养所致，还因为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三军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们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不把道德的自我修养和从政看作两回事，而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是多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就是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外王，就是要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段思想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一段是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另外一段就是两宋时期。这个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都有一种生机勃发的创造性，反映着一种时代精神。这里有一个小例子。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张载，曾经在京城里讲《周易》，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他学。他当时派头很大，坐在虎皮上讲。一天晚上，程颢、程颐兄弟来访，与张载交谈《周易》心得。第二天张载卷起虎皮，对学生们说，“我平常讲的很多不对，现在二程来了，他们深明《易》道，诸位今后跟从他们学吧。”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人彼此之间的切磋琢磨、辩驳问难，使得当时的思想界呈现出一种非常开放的氛围。这种氛围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上，也体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

欧阳修在《镇阳读书》一诗中说，当时的士大夫是“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针对时政，大家都争相表达个人的观点，陈述自己的意见。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王安石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陆游的祖父陆佃曾说，熙宁变法之始，皇帝宋神宗希望大有作为，与王安石议论相和，倚重他来推行新法。王安石为人性情刚烈，在讨论具体事情的时候，会与皇帝有所争辩。王安石往往辞色俱厉，毫不退缩。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经常改容欣纳，表示虚心接受他的意见。

王安石与当时的士大夫，与他的一些朋友之间，也是各自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在仁宗时期曾经是亲密的朋友，当时有所谓“嘉祐四友”之说，韩维、司马光、吕公著、王安石，彼此关系十分融洽。但是随着新法开始推行，两个人意见很不一致，分歧越来越严重。不仅在财政方针上，王安石以“开源”为理财的主要思想，而司马光主张“节流”；而且在很多方面，包括对于“祖宗之法”的态度，改革要激进还是缓进，解决农业问题的方针，等等，意见都非常不同，终于导致二人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