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怎么样去用人呢？那就要识人、知人，司马光把选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譬如，如果根据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下属，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领导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改变自己的判断，就一定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

如何知人？行胜于言。譬如说，“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通鉴》卷七十三）。“行胜于言”，司马光在实践中考察人才、按照政绩选拔人才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领导者用人也很有启发。

《通鉴》反复记载了历史上创业君臣用人上的成败得失。为什么强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通鉴》突出了其用人上的严重错误。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用人要赏罚分明：“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用人要充分信任人，敢于授权：“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通鉴》记载了一些相关的故事。《通鉴》卷九、卷十、卷六十三记载，魏得许攸破袁绍，汉得陈平诛项羽。许攸本来是袁绍的部下，但是袁绍言不听计不从。许攸建议他看好乌林的粮草，但是袁绍不接纳。许攸建议曹魏在官渡，袁绍可以出一支骑兵去袭其老巢，到许昌把汉献帝拿下。袁绍还是不听从。领导如果对是非、安危搞不清楚是不行的。许攸投奔曹操，曹操来不及穿鞋子赤着脚就迎出来了。许攸问曹操，你现在有多少粮？曹操撒谎，说差不多有够吃一年的粮。许攸说你说实话，曹操说差不多半年吧。后来曹操不得不说实话，只有半个月的粮草了。许攸告诉他，你现在去攻袁绍的粮仓。曹操马上采纳，结果取得了成功。项羽也不采纳陈平的建议，结果陈平到刘邦那里得到重用。领导如果忠奸贤愚分辨不清楚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司马光讲的这三点确实是核心问题，领导懂不懂政治，是否懂得争取民心，有没有判断力，决断以后能否马上采取措施。领导不能光看到问题而不能采取措施。

古人治国是很有传统的。我们现在讲管理总是习惯去向西方学，其实可以先把中国祖先的优秀经验学来。因为西方与中国不一样，古今也有很多情况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其特色才不一样。我们有一套治国的理念和治国的办法，这些跟今天的治国领导学、管理学是相通的，既有共性也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