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藏达赖等少数人的叛乱事件，身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的赵朴初，是十分清楚的。作为东吴大学学生，赵朴初英语造诣很高。他立即听明白了卡比尔在颠倒黑白，向中国发难。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严肃的会议上，一位印度官方人物竟搞突然袭击，明目张胆地攻击中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这也未免太嚣张了！这是分明利用泰戈尔的名义，进行反华宣传，破坏中印友谊嘛！

赵朴初如果把事前精心准备的那一份讴歌中印友谊的发言稿简单地从头到尾地念一遍，显然已不适宜了。怎么办呢？作为抗议，自己可以像一般外交官那样愤怒地离开，这样既省事，也不违背外事纪律；但主持人已经安排自己发言，突然离开，等于放弃了反击，放弃了阵地，任其嚣张跋扈，似乎也不是最佳的选择。在这个风浪当口上，是退场还是照常发言？给赵朴初出了一个难题。

几位中国官员听到卡比尔的话，作为外交手段，立即退席以示抗议。先退席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二等秘书迅速赶到代表团住地，将这一突发事件向廖承志团长作了汇报，并说赵朴初还在场内。廖承志深感事态严重，也担心赵朴初是个知识分子，没有应付这种复杂、突发事件的经验，他如果登台继续演讲，说不定会讲出不适宜的话来，那结果更难应付，说不定给对方以可乘之机。想到这里，廖承志急忙吩咐这位二等秘书：“快把赵会长叫出来。”

这位二等秘书返回会场时，万万想不到，赵朴初正在台上发言。他无法将廖承志团长的意见通知给赵朴初了，只好在一旁紧张地听赵朴初的发言。逐渐地，这位二等秘书紧皱的眉头松开了，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