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拉拿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开刀，显然不是赶20世纪80年代起便流行的“污名化”知识分子的潮流，更非号召“反智”。乍看来，本书似乎和不久前国内引进翻译的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有些“家族相似”，但与后者潜入私人生活细节不同，《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开宗明义，将知识分子置于政治的聚光灯下。他声称写下这些文章完全是受“失望感”的驱动，因为他失望地发现，这些思想者在政治上存在着瑕疵，而这些瑕疵对于知识分子肩负的使命而言可谓是致命的。里拉是“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在他看来，德雷福斯使命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而且容不得半点滥用、错用和怠用，不能决绝于叙拉古的诱惑，便很容易沦为一种助纣为虐。而在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谋而合，里拉亦将知识分子对暴力暴政的态度，作为判断的关键性标准。在后记中，他将20世纪的欧洲暴政不仅仅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于是便不难解释，何以除了海德格尔、施米特等早已“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分子外，不计后果、有辱使命的黑名单里又添加了科耶夫、德里达、本雅明、福柯等人这一巨大的悬念。

作为长期观察欧洲智识文化的美国人，里拉认为，相比起奉行移民政策的美国已然形成的宽容文化，欧洲始终缺乏温和的智识传统。而避免这种偏激的出路，作者毫不含蓄地给出了自己的立场，并且以一种不甚宽容的方式，批判着自由主义文化之外的其他生活组织形式。这样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其宽阔的视野、别具慧眼的洞察，形成有趣的对比。而文本内含的紧张，又似乎更容易激发读者思考的动力。况且，借美国学者的眼睛审视20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毋宁是一个微妙的角度，视野所及之角落，恐怕是通过对欧洲或美国的“直视”所无法轻易抵达的。

只是，翻译有别于阅读，译者由于翻译而使自己更大程度地附着于文本之上，倘使译者的性情与文本的观点之间发生冲突，就像爱情的花朵凋谢于充分了解之后，翻译的结束，似乎暗示着情感上的解脱。而这样一本译著的性格，并非因为语言的转换，而是在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映衬下鲜明起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于中国亦然，但事先为知识分子划定价值标签，出身于西方自由社会的作者，守护自己所信赖的价值，本无可厚非，然一旦移译他地，那种将自由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价值，简单地划为政治禁忌，不能不为读者细察。

合作翻译，是本书两名曾经同窗、同寝室的译者的诸多共同夙愿之一。而此次跨越千山万水的合作则多少有赖机缘巧合。尽管难免要归功于现代网络技术超越了距离，但若非此距离，就无从晓得友谊的价值与珍贵。而友爱或可看作是本书译者在文本之外对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困境的补充。本书一、二、五章及后记由王笑红译，序言及三、四、六章由邓晓菁译，最后由王笑红统稿。尽管译者极尽审慎之义务，然专业、视野和水平所限，讹误之处在所难免，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邓晓菁 王笑红

2005年9月 于基尔、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