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怒斥蒋介石

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非任何人之力所能挽救。即使李宗仁有过人之处，也回天乏力，因而他只能寄托于与中共谈判。据他在回忆录中说，当年“他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

真是谈何易哉！当年中共胜利之势已成，因而中共对谈判提出的八项条件，就已经表明这是“城下之盟”了，还有什么“体面的和平”可言！谈判之终于失败，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料到。

全国解放前夕，李宗仁“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于是有了怒斥蒋介石的一幕。

时是1949年9月中旬，地在广州梅花村蒋的行馆。李蒋相见时，李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当时他是“代总统”）。接着便把蒋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数给他听。回忆录中记叙道：“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却“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

言论禁区难逃千夫所指

读《李宗仁回忆录》，第一个感受仍然是：“权术可以立威整人，但不能利民治国”。终观蒋介石一生，权术用尽，按李宗仁的说法，“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他虽能打败其他派系，但因腐败而使政权完蛋。枭雄一生，不敌内部腐蚀，终于溃逃孤岛，反攻无望，郁郁而终。

第二，当领袖的，只有公正廉明，任人唯才，有容人之量，有纳言之襟怀，不结党营私，不独裁孤行，方能成就大业，以至名留千古。反之则千秋功罪，自有人加以评说。虽有言论禁区于一时，仍难免千夫所指，难逃董狐之笔。

第三，北伐之后，李氏认为“偃武修文，并非难事”。无奈蒋介石无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诛锄功臣，消灭异己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连祸结”，“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会正义沉沦无遗”。此项历史教训，殷鉴未远，可惜再次在中国大地重演，造成十年浩劫。李宗仁当年，能不感慨系之，今天读史，何曾不掩卷三叹。

评中共有躁进之嫌

第四，李宗仁在中共掌权之前去国，但对北京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但他也已看出“中共急于工业化，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不无躁进之嫌”。出诸爱国热情，他终于在1965年7月毅然回国。想不到回国经年，即适逢“文化大革命”爆发，未能施展所长，也可说是郁郁而终。但他遗言“世界政治制度演变的推测，民主社会主义终必大行于世界，盖可断言”，与近年此类论点大行其道，有所吻合。书末，李氏套用王羲之《兰亭集序》结语，说：“后之读者，重读吾书于大同实现之时，亦将有感于斯文！”今大同虽仍未实现，今人如愿以史为鉴，此回忆录不无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