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11月内，相信北京将有隆重庆祝，同时，官方必定会有若干纪念文章出炉。

笔者在多年来所写的政治评论文章中，也多次涉及对改革开放的评论。如1998年所写的《为什么要提倡思想解放？》，指出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战胜“两个凡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冲破了姓“社”姓“资”争论的束缚。并指出，第三次思想解放一定到来，在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所产生的矛盾必然会发生冲撞，谁战胜谁有赖于思想解放。在一个思想禁锢的社会，在一个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改革是不能成功的。

在2004年所写的《中国政治改革初探》中，对中国改革开放遭受挫折的原因，指出：在台上的领导干部，在台下的热血青年，都对中国政坛上的保守势力，估计不足，结果为邓小平路线帮了倒忙。

朱学勤教授的总结文章

去年底，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在广州岭南大讲堂作了一场演讲，题目是总结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最近，他把这篇讲话整理成文，作为一本《中国传媒风云录》的序言。

笔者认为，这是一篇极具分量，颇有卓见，最有深度的文字。

朱教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并以那场政治风波和邓小平南巡讲话为界。两个阶段之间大概有一个过渡期，就是那场政治风波到“南巡”的那三年。

为什么改革开放有一个断裂的过程，而且有了长达三年的徘徊？

朱教授的答案是：第一，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的，而不是被“铲除”的。“文革”是以“文革”方式结束，给以后的改革留下巨大隐患。

第二，第一场改革改变的是政策，不是政治，而且多半是经济政策，并没有触动政治体制。

第三，第一场改革的动力，来自“文革”所陷入的深渊中必然的反弹。主力军是开明派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结盟，加上来自千百万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参与。

没有政治改革的改革

第一场改革所以中断，就是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邓小平早已对此有个预见。他在1980年8月18日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中，便强调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到了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竹入义胜的时候，就明确指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所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