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7月，当我在黔南的平浪镇看到那么多的被留守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孩子时，我的灵魂被彻底震惊了。

平浪仅仅是黔南的一个镇，留守在中学和小学的学生占全镇中小学人数的70%。三都水族自治州的山区留守孩子更多，每个乡村小学的留守孩子达到90%。

三都县的高硐小学，留守的孩子寄宿在学校，白天的教室既是课堂又是饭堂。晚上，所有的课桌拼在一起，教室又成了宿舍。60多个孩子挤在一间狭小的教室，教室在晚上又成了新的代名词——宿舍。这样的宿舍没有床，没有热水洗澡。学校的食堂破破烂烂，甚至连坐下来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这一幕，是我在中国教育改革30年后的2014年7月看到的真实情景。

学校的学生已经放假，而我站在高硐小学的教室里，却能看见那些空空的课桌上躺在黑夜里的孩子们。他们的双眼在教室的屋顶，他们的脸在屋顶的中央，而他们的生活却在远离城市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

在三都的有些学校，留守的孩子，在公路边上偷抢，被派出所拘留后再送回学校。有的反反复复，偷了，抢了，拘留了，再送回。

墨冲的一些学校，留守学生被社会上的吸毒人员带坏，开始吸毒。

2013年，黔南的一些学校住宿的学生才刚刚能洗到热水澡。这在城市人看来最简单的生活需求，贵州黔南的留守孩子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实现洗个热水澡的愿望。

我在黔南走向大山的路上一直沉默，我无力张开我的嘴巴，无力发出我的声音。我无力拿起笔在纸下那些沉重的汉字符号，也无力睁大我有病的双眼，去帮孩子们求助些什么。

我在贵州黔南都匀，在平浪，在三都，在高硐，在水族自治州，我眼前的山区农村没有一家工厂企业，没有大的超市，没有像城市一样热闹的工业区。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农民如果死守在当地，靠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生活，那么贫困的符号，就是他们终生的代名词。他们或者他们的孩子也将终生背负着贫困，老死在山里。

中国山区的农民为了改变贫困，用他们上田的赤脚一步步流着血踩在了城市的钢筋水泥地上，也把血和泪留给了山区里陪伴孩子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坚硬的钢筋刺穿了他们的灵魂，刺穿了他们在城市委曲求全的心脏。

但是他们为了甩掉贫穷，仍然继续艰难地挣扎在城市人漠然的眼睛里。

他们的孩子被迫留守在山区、留守在农村。

他们的孩子被迫流动到城市，流动到城市郊区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活着的意义对他们而言是生，是死？是希望看到孩子的未来？他们从不知道。

这样的辛苦带给没有陪伴的孩子的未来又是什么？他们从不去想，也没有时间深刻地去思考。

他们内心所承受的疼痛和无声的眼泪谁能读懂？

我的白内障、神经性病变的眼睛流不出眼泪，我已视线模糊，身心疲惫。

就在我要写《回家：中国留守报告（黔南阅读）》这本书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大门刚刚张开一丝缝隙，那一丝微弱的光亮能把理想和现实最早地照进山区里6000多万留守孩子的心里吗？能把这丝微弱的光亮也能照到踩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地上劳苦的农民工和3000多万仍然在城市的边缘流动求学的农村孩子吗？

我愿意自己失明，把这光亮留给孩子们。

我愿意孩子们重新朗读着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写的《少年中国说》：中国的未来在少年，少年是中国的希望。

我愿意这一代被迫留守在农村的孩子和被迫流动在城市的农村孩子，他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