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世界的内部化与世界主权

尽管国家政治顺理成章地发展出了国际政治，但国际政治却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出全球政治。国际政治与全球政治在政治逻辑上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国际政治不是全球政治的基础，这意味着政治理论需要寻找另一个出发点。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主要由个人和民族国家决定，而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大应用范围到国家为止，在国家之外的世界中只有战略而无制度，于是，主权止于国家边界，政治就止于国家边界，而政治进入外部世界就变质为对抗甚至战争。与其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还不如说战争是政治的失败，是政治无计可施之后的赌博。正因为世界被看作是外部存在，所以国际政治的真实含义是伪装为政治的战争，这种政治其实是政治的反面。现代政治的对抗逻辑注定它无望终结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和冲突问题。无论一个国家内部有多么良好的秩序，也会在世界的整体无序中受到威胁，甚至被卷入到无法自拔的混乱中。当全球化使政治发展为世界规模的问题，国际战略就无能为力了。

有些现代哲学家早就意识到现代政治的隐患。康德就认为应该把国际法发展为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每个人不仅有各自国家的公民权，同时还有“世界联邦”（cosmopolitan commonwealth）的公民权而成为世界公民。可是，如前所言，在世界成为共享世界之前，世界公民无以存在，而是一个伪身份，在此，世界公民的想象显然预支了未来。康德自己也发现世界联邦的想象不可靠（或可导致独裁统治），于是最终相信还是“主权国家的自由联邦”最好。哈贝马斯也同样认为联合国应该把国际法转化为世界法，而人权可以作为世界法的基本原则。可是这些努力有一个共同弱点，就是没有把“最坏可能性”考虑在内，也就经不起深刻的利益和文化冲突的挑战，而且还暗含一种自相矛盾：在试图超越现代政治局限性的同时又维护现代政治逻辑。康德的理想或可应用于文化高度相似的地区（比如欧洲），但终究缺乏解决世界问题的能力，比如说文明冲突、金融战争或霸权统治，甚至无力保证联盟合作的长期稳定可信性（欧盟的分歧就是现实例子）。哈贝马斯指望的人权原则更是当代流行的想象，但人权概念暗含许多无解的“伦理两难”：假如每种人权都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利，那么，各种人权之间的冲突怎么办？既然每个人的人权都是绝对权利，那么，各人的人权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或者，一个地区的人权与别的地区的人权发生冲突怎么办？所有这些两难困境应该如何裁决？假如能够裁决，则意味着另有高于人权的原则；假如不能裁决，则意味着人权蕴含悖论。人权无疑是伟大的，问题是，人权理论至今仍然尚未完善，仍然存在内在矛盾，因此不足以用于解决冲突。现代政治还试图通过谈判、讨价还价、签订契约去解决问题，且不说国际契约并不真正可靠，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不能谈判、不可宽恕、无法达成契约的利益和权力冲突或者宗教和文化分歧，又怎么办？尽管亨廷顿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包含许多误判，但他提出的问题足够强劲，从康德到罗尔斯或哈贝马斯，其理论都没有能力回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