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基本精神是划分（dividing），就是划分各种“边界”：个人权利是个人的边界，主权是国家的边界，可同时也是分裂世界的逻辑。现代政治的这个内在矛盾一直难以解决。现代政治为了保护一切边界而专注于寻找外部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定义敌人，这种分裂的政治处处可见，从异教徒意识到种族主义，从热战到冷战，从殖民主义到人权干涉，从经济和军事霸权到金融霸权、技术霸权和文化霸权，甚至在星球大战之类的幻想中也可以看出寻找敌人的冲动。把自己和他者划清界限，把本来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样的政治不可能意识到世界内部化才是政治的根本问题，也就不可能把世界理解为政治主体，也不可能界定世界利益，更不可能意识到世界需要世界的主权。因此，当分裂的政治遇到互相冲突的难题时，所能够想到的和平方案就是“组装”各种国际联盟或者阵营之类的联合形式。可是，世界不可能组装起来，因为互相对立冲突的事物是不可能组装的。突出战争概念的霍布斯传统，或者突出竞争概念的洛克传统，还有谋求和平契约的康德传统，尽管都深知冲突的危害，但都因为先验地假定了他者的外部性而不可能消除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紧张和冲突。

关键的事实是，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方式以及政治问题的性质，而现代政治对于政治的新问题失去了解释能力。试图对现代政治概念进行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而只能承认现代政治哲学是不完整的政治理论，只要缺少世界内部化的原则，就难以解释在国家政治之外的政治行为的合法性。现代政治哲学所定义的政治概念在普遍可行性和普遍合法性都存在许多疑点，比如说，现代政治相信民主是普遍有效的，但如果把国家民主升级为全球民主，估计所有发达国家都不会同意（热爱民主的罗尔斯就反对全球民主）；公正也同样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但发达国家或资源丰厚的国家大概不会接受全球公正；假如大量人口以世界公民和全球自由为名要求自由移民，发达国家或自然条件优越的国家恐怕也不会同意，等等。可见现代政治哲学所推荐的价值或制度仅在民族国家的排外条件下有效，而如果升级为全球制度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意味着现代政治哲学并非普遍有效的政治理论，而仅仅是国家理论。为了能够解释世界政治问题，我们需要为政治寻找一个新的起点。

首先需要的是世界内部化原则。假如一种政治游戏规则是普遍有效的，就必须对于整个世界是普遍可行的。只要存在着部分不可合作或被排斥在外的政治空间，这个政治游戏就不是普遍有效的，必定存在着它无法消除的负面外部存在，而这正是冲突的根源。因此，一个普遍有效的政治游戏必须具有充满整个世界而通达每个政治层次的传递性（transitivity）和系统的协调性（coherence）。就是说，一个政治游戏必须在所有地方（每个国家和地区）和所有关系中（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或每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同样可行而不构成对任何地方或任何人的伤害，否则必定存在着无法化解的冲突。毫无疑问，世界永远都会产生冲突，这是生活事实，不可能真有一个完全“和谐”的世界。一个政治游戏的普遍有效性在于它有能力不断化解不断出现的冲突，而不可能阻止冲突的出现。天下体系期望达到“协和”（compatibility）的政治，所谓“协和万邦”，语出最古老的政治文集《尚书》。协和性意味着一种能够化敌为友而以兼容性去保证和平的政治。从根本上说，如果一种政治不以“共在”（coexistence）作为其存在论假定，就无法想象世界的内部化。根据共在存在论，如果不同的存在者之间能够形成必要而非偶然的互相依存关系，就能够形成良性的共在循环。对于世界内部化，稳定可信的共在性（co-existentiality）就成为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