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竟无

一、校长是可以作主的

当年，蔡元培初任北大校长职，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一篇长文《究元决疑论》，于是聘该文作者到北大教“印度哲学”。作者不敢应承，说自己只是初涉佛典，于“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校长于是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作者说不知道。于是蔡校长就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作者很感动，答应赴北大任教。这位作者就是梁漱溟。（梁漱溟：《我到北大任教》）

当年，蔡元培校长在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受到一些人质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校长的回答是：“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校长的想法是：文件未规定的，正好可以办。

二、教授是可以治校的当年，清华教师对学生之要求，是很严的。据说机械系刘仙洲老师所讲课程，除期终考试外，至少一月一小考，或两周一小考，甚或一周一小考，外加突然之“临时测验”。考试时刘仙洲与其助教吴仲华、郭世康三人前后监考，发现作弊即以“零”分处。交卷必须按时，迟交不收。某次有学生迟迟不交卷，待到监考人收完卷子跨出教室后才交，刘仙洲当场撕其卷。（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

当年，中国仅有的几所工科大学，如北洋大学、南洋大学等，多延用洋教师，土教师亦大多自留洋归来，教师用洋文，讲课用洋语，否则就被视为“不够程度”。刘仙洲先生看不惯，从一九一八年任教开始，就始终坚持用汉语授课，并发愤编写中文教材。慨叹：“长此以往，我国学术无法独立，国将不国。”（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

当年，蔡元培辞北大校长职，又被教育部请回。到校后向全体学生发表演讲，说北大应效仿德国，组成健全之教授会，由教授会公举校长及学长，彻底实现“教授治校”。（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当年，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职，到校就跟学生讲：“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后来，蔡元培重回北大复职，北大再度改组。以评论会为校中最高立法机构，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之职权为：制定各项规程、授予学位、维持学生风纪。北大自此走上“教授治校”之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无畏追求真理”成为治校准则。（蒋梦麟：《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当年，清华建立“教授治校”制度，为教育界所称道。一九二八年后，清华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院长组成。各院院长由教授提名二人，交校长择其中一人任之，且每两年改选一次，可连选连任，理论上校长之用人权，只限聘教务长与秘书长，故教务会议与评议会议中，代表校长一方面的，也许只有校长本人、教务长、秘书长三人。其余均为教授会选出之代表，占绝对多数。此可保证教授会对于教务有绝对支配权，同时又对政府之干预起一定限制作用。（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

当年，身在苏州的钱穆收到北京大学所寄聘书，北上北大历史系任教。时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在此办公，有一助教常驻室中。上课前后，教授们在此休息。教授一到，即有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给泡上热茶一杯。待到上课，早有人将粉笔盒送过去。下课之后，照样是热毛巾热茶侍候。（钱穆：《北京大学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