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西南联大继续坚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之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之。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成员、教授会成员、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到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长等，无一不由教授担任（注意，不是先任公职，再利用公权当教授）。此为教授兼职，且兼职是不增加薪水的（兼职者不得减少授课量），纯粹是“义务劳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六十周年》）

三、学生是可以“不听话”的

当年，北大录取新生有一项特别规定，照顾偏科者。入学考试时若有一门或两门特别出色，但总成绩不上线，仍可以录取你。你尽可专注于你之所好，其他全可从简。你可以英文年年考不及格，却是国内研究金文的权威；你可以还没有上“中西交通史”一课，就写出大部头的《中西交通史稿》交给教授。这是对“偏才”的鼓励，也可以算是“北大模式”吧。

与之并行的就是“清华模式”，门门功课要求齐整，个个学生要求在水平线以上。你哪一科不行，一定拉你上来；你哪一科太强，一定拉你下来。每年的留学生考试，十年来科目之总成绩，北大总不如清华。要求科科齐整，要求“全才”，可算是“清华模式”吧。（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

后来，“清华模式”占了上风，取代“北大模式”，成为中国教育之主流模式。“偏才”没有了，“怪才”没有了，“大师”更没有了。“清华模式”被糟蹋了，“北大模式”也玩完了！

当年，民国政府行政院委派教务部政务次长段锡朋出任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而非央大）代理校长，学生不服，群起而殴辱之，理由是“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最高当局震怒，下令解散中大，解聘教员，遣散学生。善后由行政院委派之整理委员会处置。（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

四、大学是为“学术”而设的

当年，蔡元培就北大校长职，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讲：“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乃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之基础，这些应用科学之高端的研究，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故应有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其他应用各科，应以办专科高等学校为宜，以示“学”与“术”之区别。（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当年，罗家伦到国立中央大学就校长职，以“中央大学之使命”为题发表就职演说，说国立大学对于民族国家之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认为当日中国之危机，政治与社会之腐败非为关键，最重要者在缺乏“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之文化。国立大学若不代表“民族的灵魂”，若不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不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

当年，北京大学开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课程，比如“梵文”，比如“佛学”。北大以之为“绝学”，愿以最重礼遇、最高待遇聘请相关学者到校授课。一年只开一门，一星期只讲一次，每次常只有一人听课。经济上不划算，但北大深知大学不可只算“经济账”，自己既然享有“中国最高学府”之美誉，此处不养“绝学”，则中国文化之某一“学”，岂不因此而“绝种”！（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