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都关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叫个鱼吃吃。”我的朋友说。

堂倌拿了一条活生生的鱼来问我们：“先生们喜欢怎么个烧法？”

“一鱼两吃。一半儿醋溜，一半儿红烧。”

鱼烧好端上来了，有一碟似乎不大新鲜。

“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半儿是死鱼呀！”我的朋友质问堂倌，堂倌鞠了一躬，只是嘻嘻地笑。

“哦，我知道了！这条鱼一定是从城墙跳进来的，碰到地的一边碰死了，另一边却仍然活着。”我代为解释。堂倌再度跑过来时，我的朋友从桌上抓起一把空酒壶，翻过来给他看。“怎么！你给我们一把空酒壶呀！”

“对不起，”堂倌笑嘻嘻地说，“酒烫跑了！”他马上给我们重新拿了一壶。当然，两壶酒都记在我们账上。

我们在黄昏时回家。那天晚上，战斗停止了，我又想起狼儿。这一晚，它大概可以在城里找个地方，安静地睡一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政府已经易手，皇宫依然无恙，老百姓照常过活。各城门大开，成千成万的人从乡下挑着蔬菜、肉类、鸡蛋、鱼虾涌进北京城。小孩子们在战场上捡起废弹壳，以几块钱的代价在街头出售。许多人拿这些炮弹壳制花瓶。

城外有些人家破人亡，我亦失掉了我的狼儿。

一般而论，在这些漫长痛苦的日子里，因战事而丧失的生命财产并不严重。使中国陷于瘫痪而成为邻邦侵略之目标的，实为人心之动荡，交通之破坏，经济之崩溃，以及国民安定生活之遭破坏。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全国性的建设计划几乎成为不可能。中国当务之急就是统一。

蔡校长赴欧旅行时，我又再度代理北大校长。这时我接到中山先生一封信，对北大的各种运动大加奖誉，最后并勉励我“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

孙中山可惜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希望实现，不过短短数年之后，他的继承人蒋总司令，率领革命军从广州北伐，所向披靡，先至长江流域，继至黄河流域，终至底定北京。开始于北京，随后遍及全国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已先为这次国民革命军的新胜利奠定了心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