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

我在北大仍取教书不问别事的态度，因为一则我晓得自己没有办事的才能，在医专的时候，还兼办文书；但是，极平常的一件公事，我还不能办得“恰到好处”，时时要汤尔和修改，觉得经过他改以后，就情理都合，因此，我便看得事真不易办，也就不愿再问别事了。二则我从元年起，就决心做学术上的工作，便研究中国的文字，要写一部《说文解字六书分纂》，后来改了“体例”，叫作《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时兴趣正是浓厚，又加我在北大担任着老庄哲学的科目，感觉到庄周的学说和佛学太相像了，便要参考一下佛学，所以也没有时间去问别事。

可是，事情找上我了，“平地一声雷”的五四运动在我埋头写书的时候爆发了。这是八年五月四日；我完全没有得到一些消息，突然听到各大学的学生会集在天安门，要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绝日本对胶济铁路的要求。还一条长蛇阵式子直向赵家楼找卖国贼，赵家楼是外交总长曹汝霖住宅所在的地方，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听到消息都逃避了。他们扑了个空，有人冒火了，便演成一出火烧赵家楼。因此，被认为现行犯的许多学生如许德珩、蔡海观等都被捕了，这样事态便扩大了，各大学都成了怠课状态。

在学生和政府相持的状态底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张小小便条，说什么“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径离开北京上天津了，失掉一个学生和政府中间的“第三方面”，事情更难办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先生一天把“传单”塞满了他的西服上两口袋，跑上城南大世界最高的楼上，把传单雪片地往下散，因此，陈先生也被捉将官里去。

这时，北京各公私立的大学（那时，国立的除北大称大学以外，如法政、医学、工业、农业，都是专门学校，还有男女两个高师，一个明年便改作专门学校的美术，当时称作八校，此外如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汇文大学等都是私立的）的校长无形的成了一个集团，各校教职员也各自组织起来了，学生自更不必说。

到了五月快要过完，没有解决的希望，学生就想罢课。教职员方面怕一罢课学生就散了，而且正近放暑假的时候了，因此劝告学生，学生方面也有“持重”的，所以头一次开会没有通过。但是，他们想了分组游行演讲的办法，终究在五月底宣告罢课，教育园地里成了“遏密八音”的气象。

演讲队在街头巷尾，三五成群，高举白布旗子，写上“山东问题”等等口号，背了板凳，站在上面，向老百姓演讲。起初大家理会不了，经他们“锲而不舍”，终究唤起了群众的觉悟。军阀政府的领袖徐世昌不能不理睬了，据说，他听了三个卖国贼里面一个叫做陆宗舆的话，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送到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法学院），把他们当囚犯似的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