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后来康先生因心脏病死了，我就改任主席，沈士远（也是北大教授，现任考试院什么处长）任书记，我因此和北京教育界发生了紧密的关系。长长的十几年里，教育、革命、抗战虽则说不上是我领导着，我也不客气地承认我是关系人里面重要的一个。那时，由教职员会联合会向政府说话，所有披露的文字，都出于我的手里，我倒得了机会，习会和人打笔墨官司的一套，直到我最后离开北平，（我在廿五年夏天最后离开北大，那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了）如果编一册“代言集”，材料倒也不少吧。

关在北大第三院的学生们，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起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麻烦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得送进去了。

教联会推举了八位代表，要进去看看这些被幽禁的大小朋友，起初照例不许，不想恼了一位汇文大学的代表（汇大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美国人博晨光，他竟大踏步朝里走，我也戤着他的牌头，冲了进去。那些武装同志，对于“洋大人”是不敢得罪的，和我也不为难了，只拦阻了其他六位。我们到了里面，大小朋友们自然好像见了亲人一样，个个跑过来，要说不说，只表示着一种形容不来的感情。终究我是中国人，被他们格外亲热，博晨光也就此走了。但是我刚说了一句安慰的话，倒惹动了他们的反对，他们却要求我演说。我想在这种“武装同志”监视底下，好说什么话？却又不能不允许他们的要求，一时心灵起来，想这些“武装同志”“来自田间”，“目不识丁”，我只要“咬文嚼字”，他们是不会懂的，因此，有恃无恐，很安详而慷慨地把外边消息隐约告诉了他们，再鼓励了他们一番，赢得他们个个拍掌，我才转了“词锋”，劝告他们各自回家，（这是监视的“武装同志”嘱咐过的）他们却回答我一句：“宁死也不回去。”

这样三日，自然有人向政府说，这样的办法不妙，徐世昌也识风头，就解围了。这时，教育总长范源廉〈濂〉辞职离京，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我们教联会代表头二十个，死缠住了他，好像讨债的，他也只得“挂冠而去”，来了一个和教育界太无渊源的傅岳芬，也了不下这个风潮。可是，风声早已传遍了国内国外，学联会派了代表向上海广州进发，全国大中学生都响应了。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为外交问题，在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底下，造成了一个时代意识，被青年首先接收去了。因此，上海教育界的人们和工商界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拿罢市做后盾的要求罢免三个卖国贼，才把徐世昌吓倒了，给三个卖国贼做些假面子，准许他们辞职，才算结束。我呢，在这次大风潮里，接触了官僚的作风，也算得些不需要的常识，我的办事也相当老练起来了。因为从五四运动开始后到结束，教联会是我主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