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些老先生的封建修养特别到家么？是考进清华的中学年龄的孩子们特别调皮么？我看都不是。有些“特别”，是可以肯定的。我虽没有进过别的中学，无法作具体的比较，据一般观察，在别的中学里，汉文课目不景气的情况似乎要好些。乃至教会办的中学在这方面也要比清华“规矩”些。尽管那是伪装，有它的作用，清华倒是老实的，老实得突出。但无论伪装或老实，都是现象。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风气在转变，急剧地转变。上面不说过，距此不过十多年以前，上海附近地区一般读得起书的人家还不很愿意把子弟送进洋学堂，更不必说出洋留学了么？到此，这种态度似乎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从“不屑”一变而为“追求”。这种变化的所由发生，远之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反帝战争的失败，近之可以归结到辛亥革命前后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七十年间，量变达成了质变。这其间的过程当然用不着我在这里说，用得着我说的是这番质变的某一些集中表现。清华这一学校的开设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集中表现的典型事例。老先生们，无论感情上愿意不愿意，思想上赞成不赞成，当然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转变，认识到，除了本国的文学和一些历史地理的基础知识，不能不姑备一格似的加以传授外，他们纵有满腹经纶，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敷衍塞责与息事宁人的态度。同学们，一般地说，当然更自然地随着风气走，正好用汉文课堂上的“逸”来补偿英语课堂上的“劳”了。简单地说，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上，老师们成了失败主义者，而学生们则成为取消主义者，两种人合作，就形成了当年清华汉语课堂上的怪异场面。

但少数同学对这种情况是很不满意的，说他们爱国也罢，封建保守也罢，看来都有一些。他们总想多学习些汉文和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他们一进清华就看到，依靠课堂教育，这是没有希望的，必须自己想些办法。清华的汉书藏书似乎一开始就不太少，老先生们，平时在课堂上受气，在课余时间，有学生肯到“古月堂”质疑问难，当然特别欢迎。就时间说，可利用的也还不少。汉文和用汉语上课的钟点都可以利用，你不听讲就是了。晚上自修时间也很好，这主要是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英文课而设的，但英文课既多，一门拆成了许多门，课堂上已经搞得够细致熟练的了，往往在晚饭前大致复习一遍，加上做些数学习题，也就可以了事。因此，有少数同学就把自修时间全部移作读线装书，临大小楷之用。这两种时间我是一贯地利用的，因此也曾和教课与辅导的老师发生过一两次小冲突，但只要各课目的大小考试成绩都不受影响，他们也就让我自由处理，终于不再干涉了。其次是漫长达将近三整个月的暑假和一个月的寒假，决不轻易放过。我的计划是每个暑假学习一种经书或史书，也曾搞过一整暑假的“说文”。这样，除了生病以外，搞过七八个暑假，算是对汉文和旧文献获得了一些认识，打上了些底子。这一段回忆可能没有太多的代表性，但清华毕业生中，凡是汉文程度较好的人，一定是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不肯随波逐流而独自下过功夫的人，初不问这功夫如何下法，是可以断言的。其中有些同学在最后出国的时候，还带上一些经常要翻翻的老书。我至少带过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