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科的课程说来就比较简单了。所谓国文，或汉学课，还是每年有些，有固定必修的，也有部分选修的。但主要的是若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学基础课程，后者包括英文文学、西洋史和第二外国语在内。不用说，全部用两语上课，采西文课本，也开始习用指定的西文参考书。在我读书的几年里，高等科最后两年虽已有“大一”、“大二”之称，还不分科系。教师在最后两年帮助学生选课时，参酌学生的意向、兴趣与过去的成绩，至多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文法，一类理工，从而在专业方向上稍稍加以指引而已。至于选定科系，则是出洋前夕的事。这时候年老些的美国教师就有更多的事可做了，要约学生谈话，决定要进的科系和美国大学，也通过他们，和美国大学事先取得联系，谈话自不止一次，其中必有一两次取家庭便饭的方式，好让学生懂得如何使用刀叉和一般社会交际的规矩。入国问禁，未入国门之先，就有机会在“美国地”演习一番。

高等科的功课一般也是很认真的。西语教学的课不用说，国文、汉学的课也还差强人意。同学的年龄大些了，懂事些了，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国外，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即使专为个人打算，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一张“八行笺”也写得疙里疙瘩，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因此，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当时外界和学生家属的责难也是有的；在“抵制美货”的运动过去了不多几年以后，就如此其推崇美国，凡事要模仿美国，也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我认为，后来在高等科，汉文课目的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而在我们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的所以特邀梁启超一类的有名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的所以搞起一个“国学研究所”来——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而就学校当局来说，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杜塞外界的批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