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召，撰《我观北大》，对于被指认为“北大派”不以为然，可也不以为忤：“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可惜北大本无派，有的只是“常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校格”与“精神”。

自从新文化运动名扬四海，世人多以“民主”与“科学”嘉许北大。可在我看来，在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独立”与“自由”。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没有“北大派”。前者作为公共的思想资源，为每一个北大人所选择或拥有；后者的排斥异己、拉帮结派，与老校长蔡元培所标榜的“兼容并包”原则相违背，故“不得人心”。

北大虽无派，却并非一盘散沙，要不怎么闹得起学潮；不强调“集体”与“统一”，只是为了突出自我思考与选择的权利。这么一种“校格”，并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传，几乎牢不可破。在许多人眼中，校方管理混乱，教授我行我素，学生自由散漫——作为一所现代大学，北大实在缺乏必要的规章与纪律。时人多以北大与清华作比较，后者的整齐划一、井井有条，恰好与前者的长短随意、不衫不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趣的是，每到这个时候，北大人总要竭力为其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辩护。从四十年代谢兴尧攻击蒋梦麟校长之以“整齐划一”的清华精神改造北大（《红楼一角之二》），到八十年代张中行盛赞北大“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课堂教学惯例（《红楼点滴》），都是强调学生有独立判断及自我设计的能力。用张氏的话来说，别看北大人表面上吊儿郎当，“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空气”的感染，是否真的比“制度”的约束更有效，实在不好说，关键在于你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九四四年，朱海涛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则谈论北大人的妙文，题为《“凶”“松”“空”三部曲》。单看题目，你就能大概猜到其立意。考进北大很难，在北大混文凭则很容易。这似乎是相当严厉的批评，没想到作者笔锋一转，大谈“北大之‘松’却成为了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对于许多人更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抗毒素”云云，实在有点勉强；至于“发挥天才”，则不无道理，尤其是当世人习惯于把清华与北大作为两种教育思想的代表时，更是如此：

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你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的。

朱文此说大致公允。北大提倡自主、自立，故能出特殊人才。清华着眼于教学的标准化，平均水准自然较高。这两种教育风格的区别，早在三十年代便多有评说，可见并非五十年代院校调整的结果。

清华原先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立的，其教育思想明显打上美国的烙印。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模仿的是日本学制；蔡元培长校，带进来了德国的大学理念。可我依稀感觉到，更适合于作为比较的，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北大人喜欢谈牛津，不见得真的对英国大学制度有多少了解，而是不喜欢正行时的美国式标准化教学。有两位曾在北大任教的作家——徐志摩和林语堂，对宣传牛津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前者译出了幽默大家李格（Stephen Leacock）的《我所见的牛津》，后者则撰有《谈牛津》一文，进一步发挥其注重“熏陶”的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