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与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烟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

除了点起烟斗熏陶天才一说，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笔下的牛津，活脱脱一个“老北大”。北大人何以对这种自由闲散的大学教育情有独钟，林语堂的解释颇为在理：除了不满“水木清华”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古代中国“书院中师生态度之闲雅，看书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识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等）在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希望借传统书院精神来补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无论从历史渊源、办学方向，还是教授的知识背景、学生的来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资格谈论此话题。

强调自学，注重独立思考，以培养谈吐风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为主要目标，此种教育观念，必然与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老北大的“管理不严”与学生的“各行其事”，自有其合理性。这一点，不妨以偷听生的理直气壮和宿舍里的纵横分割为例。

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

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偷听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

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的独立性，最为形象的说明，莫过于学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锦称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锁忆》）。如此叙述，还不够生动。千家驹的描写稍为详细些：“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我在北大》）但最具戏剧性的，还属朱海涛的《北大与北大人?住》。小房间里，“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大屋子呢，“常常纵横交错像演话剧似的挂了许多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将屋子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单位”。作者于是下了个大胆判断：“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确实，从日常起居到课堂教学，北大人的“散漫”，与其说是出于对规章制度的蔑视，不如说是出于追求“自由”与“独立”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