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尊重个性，强调独立，沙滩或者马神庙，多的是怪人与轶事。“狂妄”、“怪诞”与“不羁”，在其他大学或许会受到制裁，而在北大，则很可能得到无声的鼓励。在北大人眼中，有个性、有趣味、有教养，似乎远比有成就更值得羡慕。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校园里代代相传的“老北大的故事”，与校方所修“正史”拉开了距离。比如，写校史不会给辜鸿铭多大篇幅，可要说北大人物，辜氏绝对不可缺少；钱玄同当然是大名鼎鼎，可校史上不会提及其只管传道授业解惑，而拒绝为学生阅卷。至于陈汉章不当教授当学生、朱谦之不要文凭要学问，诸如此类的奇人逸事，几乎每个北大人脱口都能说出一大串。

“轶事”之不同于“正史”

作为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北大文、理、法三院各具特色，也各有千秋。如果撰写中国教育史，谈论北大对于传统学术及书院教学的突破，后两者或许更有代表性。可要说“老北大的故事”，则基本上属于前者。

就学校总体实力而言，理工医农的发展极为重要，故每回校方组织的纪念册上，都会强调实验室的建设，以及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比如，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在“学术讲演概要”及“论文集目录”部分，排列顺序都是理、文、法、医、农、工。可到了校史陈列及名教授遗著展览，理科教授榜上有名的惟有兼及政治文化的丁文江，余者全是人文学者：蔡元培、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黄侃、吴梅、钱玄同、刘半农、沈兼士、孟森、马廉、徐志摩。至于学生会主持的纪念册，更几乎是文学院的一统天下。

据曾任教物理系的李书华回忆，由于一批学成归来的教授们殚精竭虑，二十年代“北大本科物理系毕业水准，比美国大学本科毕业（得B.Sc.学位，以物理为主科）水准为高，比美国得硕士（M.Sc.）学位的水准为低”。这对于创办不到三十年的北大来说，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北大理科、法科的教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完全值得文化史家大笔书写。可即便如此，李书华依然称：“北大的人才，以文科方面为最多。”（《北大七年》）这只能说是一种误会：科学家与文学家的贡献，其实无法比较；所谓人才云云，也就很难说文科为多。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北大文学院的教授们尽领风骚。首先，北大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其次，人文学者的成果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日中天的当下，要讲知名度，依然文胜于理。再次，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最后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能够得到公众关注并且广泛传播的，不可能是学术史，而只能是“老北大的故事”。

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而是北大人独特的精神气质。陈诒先追忆后来归并入北大的译学馆同学时，有句妙语：“无一伟人”，但“皆能以气节自励”。这可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别有怀抱：与功业相比，人格更值得夸耀。以鉴赏的眼光，而不是史家的尺度，来品鉴人物，人文学者因其性格鲜明、才情外显，比较容易获得好评。柳存仁述及校园中常见的“话题”，多选择文科教授，除了北大人特有的傲气，更包含某种价值判断：

在这个俯拾即是“要人”，同学多半不“贱”的古城老学府里面，很少——我甚至于想说没有——人会引以为荣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荣”的或“伟人”的史迹。……也许偶然会有人谈到黄季刚、刘师培、辜鸿铭、林损、陈独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欢讲他们的逸闻轶事的，似乎总是出之于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时候为多。（《记北京大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