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群体包括两代人，像胡适这一代，还有陈寅恪、梅贻琦、蒋梦麟这部分人，出生年龄在一八九○年前后。这个时段内出生的人，基本可以接受中西方两面的教育，一个是他们的国学基础比较好，同时他们大部分人到西方受过教育，或者考察过西方的教育。当时他们的年龄在五十岁左右。

第二类教授群体，就是一九○○年前后到一九一○年出生的，就是费孝通、钱锺书、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人。这一批知识分子也是两面，就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言之，他们不好和上一代相比，相对来说传统教育在他们身上弱化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国学素养不太能跟前一代相比，但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留学欧美的，如钱锺书、费孝通、潘光旦等等，他们的西学又比前一代要好。西南联大当时有一个统计，在一百七十九个教授中，留过美国的有八十多个，留过英国有三十多个，留过日本的比较少，有三四个，没有留学的很少。三个校长，蒋梦麟是留美的博士，梅贻琦是留美的硕士，张伯苓虽然没有留过学，但张伯苓考察过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也是有世界眼光的。五院院长全部是留美的。各系的系主任大部分人都是博士。在西南联大，从这两个教授群体中可以大体判断出他们的文化背景，基本可以说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西南联合大学实际上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融合了中西文化两面，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一个硕果。

第三类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一般是一九二五年前后出生的，如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王浩、何兆武等。他们的教育也基本上是中西两面，不过传统教育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人，也不好和前代相比了。但这个年代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部分人在西方受过教育。后来杨振宁、李政道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何炳棣、王浩、邹谠、殷海光在政治学、逻辑学、史学等方面，能获得很高地位，与他们在西南联大的文化基础分不开。西南联大学生中也出了很多作家和诗人，比如九叶诗派中，有好几个是西南联大学的学生，还有汪曾祺、林蒲、吴纳荪等。西南联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导了整个学校的价值，为后人留下很多启示。

最重要的启示可能还是大学独立，教授评议会很重，那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南联合大学很头疼的。一九三九年后，陈立夫做教育部长。政府有一个规定，说在西南联合大学里面做院长以上的人，都得是国民党党员，但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那时许多教授对党派进入校园活动是比较反感的。当时教育部还想把大学教材统一，西南联合大学马上给教育部打一个报告，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说我们各校办了这么长时间，各个学校有自己的成规和传统，不必再另搞一套。西南联大时期，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在学校和政府之间，学校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不是说政府不应该对学校管理，也不是说没有管制，比如在经费上，校长与政府还是要保持良好关系。事后观察，西南联大时期，党化教育程度并没有落到实处。据说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开党义课，老师往讲台一站，马上给学生鞠一个躬说：兄弟这门课是奉送的。那时教授对校园内的政党的活动，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以西南联大一九四六年回到北方的时候，国人对这个学校共同的评价是：民主堡垒，宽容精神。